效率提升路径：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宏观生产率增长

宏观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有助于保持高质量增长的数量增长基础，而且是实现高质量增长的供给质量改革的必然结果。因此，本文从宏观生产率的视角，探讨ICT驱动高质量增长的效率提升路径。

笼统来讲，宏观生产率主要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的效率，宏观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产出需要的各种要素投入量有所减少，通常可以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衡量。从中国的经验来看，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粗放式增长推动了高速的经济总量增长，但这种模式下的宏观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因此，本文分别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和具体机制分析来探讨ICT对宏观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对高质量增长的提质增效结果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检验。基于数理模型的结果，本文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ICT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具体机制分析：

第一，作为一种新的资本要素类型，可以从ICT资本投入本身来分析其对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

第二，由于ICT具有一些区别于传统物质资本的特殊属性和创新效应，从而使得ICT在投入生产的过程中会影响其他非ICT资本的投入，从而对生产率增长产生间接影响；

第三，广义的技术进步即TFP增长会受到非要素投入比如制度、组织管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ICT的应用能够引起这些因素的创新变革，因此进一步通过ICT影响广义技术进步来分析其对生产率增长的间接机制。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短期增长的三大要素，而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

从短期来看，ICT资本投入对提高生产率的直接作用机制体现在投资方面，具体表现为提高资本深化水平和提高资本要素质；从长期来看，ICT资本投入主要通过间接作用来影响宏观生产率，其中，通过影响非ICT资本投入的具体机制包括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优化要素配置效率，而通过影响广义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体现为加强组织管理效率。

（一）提高资本深化水平。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本深化是指资本与劳动力比值的提高，反映了物质资本投资和机器设备积累的增加。从厂商选择投入要素的内在机理来看，要素使用量的多少取决于要素的边际产量和相对价格。对于ICT资本而言，摩尔定律使其具有明显的相对价格优势，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对其他投资要素产生了大规模替代。

替代效应加速了ICT的投资和资本深化效应，而ICT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的特征，经验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新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有45%的贡献是来源于ICT大规模投资所导致的资本深化；二〇〇〇-二〇〇五年ICT资本深化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为0.61%，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

（二）提高资本要素质量。除了投资数量上的增加，ICT投入还进一步体现了资本要素质量的改进，是一种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过程。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是指技术进步直接作用在资本投入上，资本相较于劳动力的要素质量和生产效率均更高。实际上，从投资的形态来看，新技术通常借助于实物资本投资来实现生产应用，而新机器设备往往内嵌了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

对于ICT设备而言，与其结合的先进技术提高了ICT资本的要素质量，而资本质量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二战后，美国60%的生产率增长均来自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进步也长期体现为资本体现型的技术进步，一九八〇-二〇〇四年，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对中国TF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

（三）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发展经济学结构理论认为，要素投入结构通常表示为各种要素在要素投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是反映技术变动和发展方向的一个主要指标。随着ICT的投入应用，中国的要素投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ICT对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总体上看，ICT资本在要素投入总量中的占比不断增大，ICT资本对非ICT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使得非ICT资本和劳动力在要素投入总量中的占比增长放缓。

第二，ICT创造了“数据”这种新生产要素，相较于其他实物型生产要素，数据具有数量大、易储存、零折旧、低成本等明显优势。因此，数据要素的投入不仅有利于转变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而且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

第三，从各种要素的内部结构变化来看，一方面，软件资本在ICT资本中的占比提高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ICT资本内部结构的高级状态，这是由于增加软件这种无形资产的投入能够缓解对实物资本的消耗。

也是实现数据要素生产力的重要工具和媒介。另一方面，从劳动力投入内部结构来看，ICT对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产生了高度的替代，但增加了对高素质人力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优化了劳动力要素的内部结构，有助于提高宏观生产率水平。

（四）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从要素流动和要素配置的角度，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能够有效提升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如果中国和印度的要素配置效率与美国一样高，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量将分别提高约40%和约50%。ICT对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ICT能够打破信息壁垒，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行业之间的要素结构调整和资源再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由于结构刚性即资源流动性障碍，市场往往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均衡有效配置，而ICT的应用为要素流动和再配置提供了信息渠道。

第二，作为一种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级要素，ICT能够倒逼行业从初级生产要素主导的低级产业形态，向高级生产要素主导的高级产业形态转变，并同时加强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辅助性要素的配置效率。

第三，ICT能够不断与初级要素渗透和融合，使初级要素能够转化为新式初级要素，从而延缓初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优化初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宏观生产率的增长。

（五）加强组织管理效率。组织结构、管理效率等非要素投入因素同样对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组织管理方式如果没有随生产和要素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那么宏观生产率的增长也会受到限制。

但是，ICT能够推动组织管理的持续变革，通过促进信息交流沟通、打破组织边界、重组生产流程、提高服务质量、降低信息成本等强化组织管理效率，从而推动宏观生产率增长。ICT对组织管理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ICT能够使组织结构趋于网络化和扁平化。组织结构通常体现为层级设置方式和权力集中程度，如果部门层级设置层次较多、信息沟通效率较低，那么该组织结构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就容易缺乏灵活性。但是，ICT的应用使不同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有所提高，组织内部的沟通成本、管理成本等持续下降，使组织结构更加精简和扁平。

第二，ICT提供的数字化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大大提高了组织管理的效率。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下，所有的管理活动均依赖于现实世界展开，但在ICT的支持下，基于“线上”、“云端”等虚拟平台的新模式不断涌现并得到广泛应用，在应对一些突发性大型公共事件时也能够表现出强大的应对能力和管理效率。

从存量中创造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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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23家电行业主题词：增长

今年两会的主题词，毫无疑问是发展经济，而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促进消费。

在日前新京报组织的一场两会特别节目中，家电行业的相关管理者、研究者，以及三位业内大佬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海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贾少谦，京东零售CEO辛利军，共聚一堂，探讨家电行业如何在2023年打好头阵，实现高质量开局。

在节目中，大家谈到了家电行业取得的很多成绩，比如中国家电企业海信的激光显示技术积累的专利已经超过了7000例，超越了过去一直膜拜学习的日本和美国。

在市场的拓展方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家电出口额达到987.2亿美元，同比增长22.3%，全国每一秒钟出口的家电就有150台。

这些成绩，应该说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存在不少行业的难点。

比如，在需求侧，随着过去几年房产行业告别狂飙突进，人口增长红利见顶，传统家电市场逐渐进入存量市场的搏杀阶段，如何从存量市场中找到增量，成为当务之急。

而且，近年来需求端生态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Z世代消费人群快速崛起，消费升级需求与追求极致性价比需求并存，智能化、套系化、定制化产品需求旺盛，直播带货等新营销渠道创新不断，“人货场”正在重构。

在供给侧，随着中国家电企业从过去的中低端产业链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生产端的数字化、智能化程度亟待提升，尤其是随着消费需求的变化，如何用数字化的方式构建快捷、柔性的生产能力，依然是很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传统家电产品并不能完全满足新消费趋势的需求，出现了增长乏力的情况，去年一季度，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四大品类零售销售额同比下降14%，传统厨电产品销售额同比下降7%。

面对行业的新变化、新趋势、新需求，家电行业如何尽快地推动产业链的创新、转型、升级，如何从存量中创造增长，成为行业共同关心的话题。

02

增长从何处来？

从存量中创造增量

在传统经济学中，虽然有林林总总的各种学派，但大体可以分为从供给侧看问题的经济学家，和从需求侧研究问题的经济学派。

比如大名鼎鼎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看到了供给侧的人口、资本、土地、技术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凯恩斯主义则强调从需求端来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

那么，家电行业从何处要增长呢？

董明珠在发言中，强调了格力的经验，那就是掌握核心科技的重要性。“2012年的时候，我们研发人员才800人，现在这十年下来，我们有了1.8万人。那时候只有3个研究院，现在有16个研究院，有160、170个研究所，有1500多个实验室。”

“为什么格力的空调没有声音？实际上跟我们内部的核心部件是密切相关的”，董明珠解释说，背后要看你电机是不是最高端的，你的精度是不是最高，你的压缩机、你的使用寿命，包括里面的结构，甚至于电容怎么样。在90年代，因为一个电容而导致格力品牌名声受到极大的伤害，那时候中国没有好电容，是进口的，恰恰进口的电容出现质量问题。所以只有自己掌握关键核心部件，才能有话语权，才能打造好自己的品牌。

董明珠的经验是，企业要发展，必须有内在的动力，一是要坚持自主培养人才，二是管理，三是产品技术，四是最重要的创新。

海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贾少谦的看法很相似，强调技术利企是海信长期坚持的一种战略，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当中，海信逐步建立起了以芯片、核心器件、软件、显示技术、云平台和应用服务为核心的垂直的产业链创新能力，从而具备了与世界一线电视阵营同台竞技、正面竞争的实力。

今年“两会”上，贾少谦特意提出一个建议，要发力新领域、新赛道，支持中国的激光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除了技术、产品，海信也同时在研发、在生产、在营销、在全球布局方面，不断发力，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品牌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京东零售CEO辛利军的角色与董明珠、贾少谦有所不同，京东不是家电制造商，而是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连接者，但正因为连接者的角色，让京东既了解制造商的需求，更懂消费者，进而在供需两端、在从存量中找增量上，能够贡献独特的力量。

比如，在上游，京东通过数智化社会供应链，提供供应链协同、C2M反向定制能力，京东工业为工厂提供原材料采购，京东自有品牌与工厂合作、进入到了商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环节；在中游，京东零售一直优化交易和售后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下游，有京东物流提供最后一公里的仓储配送服务，此外还有京东科技，为千行百业提供数智供应链技术和服务等。

京东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帮工厂卖好货就行了，或者把消费者喜欢什么反馈给工厂，然后让工厂对应去生产就完事了，相反，它已经深度的进入到了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既是消费者的服务者，也是生产工厂的服务者；既帮助消费者获得出色的产品、价格和服务体验，也帮助上游工厂提升数字化能力，不断降本增效，带动产业向更高质量去发展。

辛利军以京东助力新品牌、新品类成长所打造的“三级火箭模式”举例，前五年，京东专注于改善渠道运营环境、铺设下沉通道；近五年，京东发挥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反推厂商的数智化、柔性化升级；如今，通过成本、效率提升带动产业提质，围绕产品、价格、服务升级激发消费潜力，携手上下游伙伴共同打造健康的产业生态。通过在产业链各链条的参与，助力从品牌、产品到产业生态的整体提升。

通过一系列措施，京东有效助力家电行业从存量中创造增量。比如，科沃斯、添可等新兴品牌，借京东之力，实现了下沉市场所占份额大幅提升；京东大力推动的以旧换新，拉动了家电消费的快速增长，2022年前三季度家电以旧换新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59%，为超百万家庭实现旧家电换新，同时也推动了各大厂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带动行业健康发展。

在渠道上，京东推动的线上线下融合，打破了家电产品的地域区隔和壁垒，带动大量的家电进入广大农村市场。截至2022年底，京东家电专卖店已达到1.5万家，覆盖全国2.5万个乡镇、60万个行政村。京东家电2021年数据显示，农村市场高端家电的零售额增幅为61%，远超一线城市35%的增幅。

谈到与京东的合作，董明珠说，格力有六个再生资源公司，格力与京东合作“以旧换新”，可以避免污染环境；跟京东合作最大的好处，在于前端的数字化，包括服务能做到非常到位。在产品创新方面，京东可以在市场捕捉到消费者新的需求，反馈给格力，格力马上就做研究，就能生产。

贾少谦也提到了在“以旧换新”方面与京东的合作。他说，“以旧换新”是家电行业发展的一个好的契机，通过国家出台的普及性的惠民政策，可以激活存量和下行渠道，提升老百姓在高端产品、套系化产品、智能化产品上的使用，做好环境保护，做好老百姓废家电、旧家电、老家电的安全隐患的消除工作。去年海信在京东上以旧换新增长超200%，市场机会很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对京东模式给予了高度肯定。她说，中央提出用数字化的平台来创造一个供求高效匹配的机制，通过信息化来收集信息、发现消费者、发现新消费，然后带动新供给。京东抓到了信息以后，能够反馈给一些家电的制造厂商，来推动他们的新品创造，又迅速地推向市场。所以促进家电消费，除了政府要支持、要引导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用这样一个高效的供求匹配机制，来发现消费者，发现新消费，这个可能是更加有效的。

03

要跳出家电看家电

我们再回到家电行业如何实现增长的命题。

不管是董明珠、贾少谦强调的通过供给侧技术创新带动增长，还是京东“以实助实”，通过“三级火箭模式”从存量中创造增量，客观上都在推动中国家电企业由大变强，从产业链的中低端向智能化、数字化的中高端升级，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和体验。

对家电企业下一步的创新，在笔者看来，要抓住三点：

第1点，眼睛要向下看。

这个下，指的是产业链的下游——要去深刻的洞察现在的消费者是谁，他们的喜好与上一代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新的家电消费趋势是什么，如何满足新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未雨绸缪提早布局等等。

举个例子，上文中我们提到，洗衣机、冰箱等传统家电增速已经在放缓，但“趋势家电”却迎来了引领式的增长。京东家电数据显示，去年11.11电商大促期间，游戏电视、新风空调、嵌入式空调、超薄冰箱和超薄洗衣机等大家电趋势品类，在开门红的28小时内成交金额均同比大幅上涨；高端洗地机、“不翻面”空气炸锅、射频美容仪等小家电品类也拿出了成交金额同比增长数倍的好成绩。

第2点，眼睛要向前看。

这个前指的是科技创新的前沿、产品创新的前沿、营销创新的前沿、市场创新的前沿。

京东消费和产业发展研究院报告指出，家用电器是消费者最常购买、刚性需求最强、柔性需求扩容的重点品类，也是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创新最硬核，数智化进程最先进的行业。正因如此，更应对科技变化保持极度的敏感。

再比如，在这次家电讨论会上，家电企业都提到了营销渠道的变革。董明珠说，格力为什么要搞直播？因为意识到原来的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了，所以要研究一套模式，把线上和线下完美的结合起来。格力会和京东联合发力，共同推动渠道的创新。

第3点，眼睛要向外看。

也就是说，要跳出家电看家电。家电企业要与直播平台上的KOL/KOC们多多交流，要拥抱新营销时代的来临；要去研究元宇宙、ChatGPT等新技术、新产品，与家电场景深度融合，绝不能只盯着家电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家电企业还要与京东这样的新型实体企业深度联合，推动研发、产品、销售、服务等完整生命周期的创新和变革。

德鲁克说，创新是企业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家电行业的创新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唯有持续创新，才能不断突破自我，持续领先。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也进入新常态。如何应对新常态，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这是中国经济学者的重要任务。

一、新增长理论的贡献

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抛弃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关于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采用收益递增的假设建立模型。由于产品多样化（新知识）或产品质量提高可以导致收益递增，一些国家可能增长更快。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并引入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工人的生产率越高，他周围的人将越聪明，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解释。卢卡斯和罗默等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 年的沉寂后得以复兴。由于他们采用的新分析框架引入了技术创新的因素，得出了更加合理的结论，并使增长理论更好地与发展经济学融合起来。因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默，以表彰其在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

二、新增长理论存在的问题

新增长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①各自所采用的生产函数的形式结构需要更充分的理论论证；②把中间投入的数量、种类、质量引入生产函数，而假设资本或劳动力等因素不变，虽然是一种新的思维，但事实上资本或劳动力等因素始终在变化；③制度的因素没有纳入定量分析中；④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新增长理论虽在思想上有重要创新，但由于假设过多，引入了不容易测算的变量（如中间投入的种类、质量等），因而研究结论不能很好地贴合经济实际。

三、共协理论 的贡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建华和姜照华所著的《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共协理论方法》一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发展。

（1）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共协理论框架及建模方法。

从科技、人力资本与投资共协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把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劳动报酬、资本收益、共协利益，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建模方法。并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推导出内生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给出均衡时的基本特点。

（2）在模型中包容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各个直接因素。

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不仅解决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问题，而且可以测算出经济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往的增长理论大多偏重于某个或少数直接因素。

（3）测算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由此建立起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公式。

基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作用是提高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这是一项国际上的重要突破，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实用的制度创新测算方法。

（4）若干国家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分析。

在共协理论框架内，构建了中国、美国、英国、韩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爱尔兰、瑞典、芬兰这15 个国家的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实证模型（附录），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定量分析的结果符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从而验证了此书所建构的共协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

学者们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DSGE 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依旧存在如经济增长模型落后，模型组中缺乏创新驱动因素和结构转变因素等问题。此书把经济增长的共协理论、创新驱动理论、结构改革理论和有关的金融财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等结合起来，构建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体系，构建整体的预期目标函数（效用函数），并把贝叶斯方法（后验均值）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先验值）等结合起来估计参数，进行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把DSGE 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5）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与结构改革的优化分析。

改革开放40 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奇迹，对此，此书从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的视角进行DSGE 解释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双轨制的渐进的结构改革和不断增强的创新驱动能力的分析框架。分析表明：1953～1976 年，中国经济属于依靠劳动者-积累物质资本型的增长方式；1977～2000 年，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15.9%，这两项合计为66.3%，资本的增长成为第一推动力；2001～2017 年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合计为58.2%，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创新这三者的贡献率合计为33.3%，为投资驱动模式。

此书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降低杠杆率（负债/GDP）、抑制产能过剩、建设科技强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很多新的见解。从此书理论基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对15 个国家的实证测算结果来看，共协理论既不倾向于资本决定论也不倾向于创新决定论，而倾向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制度、劳动力及经济环境外部性共同决定经济增长。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例如，美国自从1982年以来，技术创新（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创新（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及制度创新这三者的贡献率之和超过60%，因而属于创新驱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充分发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科技、制度以及经济环境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中的协同作用，提高制度创新、结构转变、创新驱动和新的营商环境的推动作用，此书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决策依据和实践参考。

本文摘编自《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共协理论方法》（第二版）序言，作者为金碚，标题和内容有调整。点击下面“扩展链接”可立即购书。欢迎广大科研工作者投稿，聊聊你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投稿邮箱：。

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魏沛娜

世界亿万生灵中，独有人类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人类的经济繁荣因何而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人口转型如何发生？全球发展水平又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古往今来，无数有识之士力图探究这背后的原因，尝试解答增长之谜的终极问题。

近日，在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中，作者奥戴德•盖勒利用独创的“统一增长”框架，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奥戴德•盖勒认为，地理因素、迁徙进程影响着各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并作用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巨型历史齿轮”，最终决定了各个社会和国家跨入现代文明的时机和方式，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评价说：“该书用经济增长理论把《枪炮、病菌与钢铁》与《人类简史》结合在一起，既涵盖时间跨度上的经济增长趋势，又包括全球空间分布中的经济增长差异。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受到启发。”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以] 奥戴德·盖勒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社

2022年8月

奥戴德•盖勒是犹太人，原籍以色列，现为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作为“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致力于找寻人类社会进化整体过程的共同特点，探索经济发展的最深层决定因素。其研究视野跨越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在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有不少分析和观点耐人寻味。例如，奥戴德•盖勒表示，过去两百年是革命性的：用任何合理指标测算，生活水准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技术进步的惊人成就与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并未在全球得到平等的分享，有时甚至在某些社会内部都存在荒诞的差距。然而，从更宽广的视角看，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准在每次浩劫后都极为迅速地得到恢复，并在技术进步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巨型齿轮推动下继续迅猛前进。

奥戴德•盖勒指出，工业化进程同时触发了全球气候变暖，如今威胁到世界各地人们的生计乃至生命，导致某些人开始质疑奢侈消费的道德基础与人类发展旅程的可持续性。但幸运的是，高生活水准的来源或许也是其维护手段：生育率下降加上创新力量或许具有内在的潜力，可以缓和经济增长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生态友好型技术的开发与转型，教育回报提升和性别平等改善促使人口增长率继续下跌，进而减轻环境负担，可以在维持当前经济增速的同时，缓解全球变暖趋势。由此给我们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以开发扭转目前全球变暖进程必需的革命性技术。

又如，对于财富不平等问题，奥戴德•盖勒认为，最近几十年来，发展快速普及到贫困国家，促使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接纳了有利于增长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现代交通、医疗和信息技术减轻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技术进步加速则进一步提升了多样性对经济繁荣的潜在好处。如果这些趋势与恰当的政策相配合，使多元化社会实现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使同质性社会更多受益于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那么我们将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当今的财富不平等问题。

审读：孙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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