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12月5日），美国财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国际事务副部长Nathan Sheets表示，中国公司杠杆比率不断上升，突出表明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他并称，消除国营部门的扭曲现象，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Sheets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表示，中国非金融机构企业债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是债务比率最高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金融自由化导致影子银行崛起和监管套利盛行，助力实体部门加杠杆。作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受到的监管最为严格，不仅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等一系列指标考核，还受到信贷政策规定的约束，无法自由地进行规模扩张。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以及监管部门对部分金融子行业的放开，影子银行快速崛起和扩张，监管套利盛行。商业银行将资产由表内转移到表外，降低了资本约束要求，规模快速做大，并且通过借用各种“通道”，将资金贷款给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受到信贷政策限制的部门。而银行理财、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金融子行业也借着东风迅速做大，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从数据可以窥知，中金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同样被资产运营效率所拖累。

不过，《报告》也指出，由于对企业贷款和经营性贷款的发放标准和利率都较为宽松，也有一部分房地产贷款向经营性贷款转移。

 

纵向比较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将原本处于相同水平的日本、韩国和欧元区远远地甩在身后。

一家软件企业上市。其杠杆比率为21.2%，这告诉投资者，该企业的负债率相对较低，有能力抵御经济衰退。

120万欧元/（200万欧元+245.5万欧元+120万欧元）*100=21.2%

3.6亿欧元/（8200万欧元+1.2亿欧元+3.6亿欧元）*100=64%

预计未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金融去杠杆稳步推进，资金脱虚入实，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4 影响：经济债市短期阵痛，长期有利于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新规还提出严格控制结构化产品杠杆比率。对此，格上理财指出，“八条底线”禁止行为细则明确规定为：股票类、混合类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1倍；为管理符合规定的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的股票类资管计划杠杆倍数不得超过2倍；期货类、固定收益类、非标类资管计划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3倍；其他类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倍数不得超过2倍。

还款数额已知，可以制订计划

行权价接近标的证券现价的认购期权(delta≈0.5)，或行权价接近标的证券现价的认沽期权(delta≈-0.5)；

李伏安认为，去杠杆并不意味着总体杠杆率下降，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总体杠杆率可能将继续处于上升的过程。新冠疫情使很多国家债务达到创纪录水平，我国宏观杠杆率增幅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以相对较少的新增债务支持了经济较快恢复。在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成熟市场经济体迈进过程中，总体杠杆率进一步上升是可以预见的。

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2008年危机之后为了托底经济而货币放水。流动性泛滥压低了资金价格，使得微观经济主体过度负债，僵尸企业得以继续存活；充裕的流动性也导致银行等金融部门通过各种渠道规避监管，将资金输送给不符合信贷政策的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部门。

在实体经济部门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占比最大，且其杠杆率一直明显高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1）高储蓄率、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以及国有企业承担大量非市场化的社会公共职能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2）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扭曲是导致杠杆率增长过快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重工业企业、地方政府等拥有信贷优势，产能扩张缺乏约束，而这些部门又存在市场化出清困难，导致杠杆率易上难下。3）近年的金融自由化催生影子银行和监管套利，资金空转推高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增加了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

博时基金张李陵指出，短期是比较好的配置机会，可保持相对乐观。一方面，政策可能会呵护短端利率。长端产品由于有较长的封闭期，反应就比较慢。而短债产品由于封闭期较短，冲击发生之后造成的反应会比较强烈。冲击发生很快，结束也可能相对较快。

张李陵指出，债券市场风险有限，依旧具有很高配置价值。“当下会密切关注信用债、国债以及金融债能否企稳，毕竟长期的经济并没有那么好，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逻辑并不匹配。”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阮健弘介绍，宏观杠杆率是总债务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2022年，我国宏观杠杆率是281.6%，比上年高了9.6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的上升，既客观的反映了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扰动，也体现了逆周期政策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初步测算，今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是289.6%，比上年末高8个百分点。当前宏观杠杆率的回升，有一定的季节性原因。从历史数据来看，宏观杠杆率的变化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就是往往在一季度比上一年回升较多，增速是全年各季的首位，这一季节特征与信贷投放和经济增长的季节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融资融券是指投资者向券商借入资金，以购买证券，同时向券商提供一定的证券抵押作为担保。这种方式使得投资者可以用较少的资金购买更多的证券，提高了杠杆比率，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收益率。

《办法》共七章四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建立了总损失吸收能力监管体系。设定了风险加权比率和杠杆比率两个监管指标，将监管要求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最低要求，风险加权比率和杠杆比率应于2025年初分别达到16％、6％，2028年初分别达到18％、6.75％；第二层次是在最低要求基础上，应满足相应的缓冲资本监管要求；第三层次是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有权针对单家银行提出更审慎的要求。二是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定义。根据国际统一规则，明确了各类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工具的合格标准，进一步理顺了各类工具的损失吸收顺序。三是确定了监管范围和监管主体。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财政部依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职责分工对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发行进行管理。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二、实施《办法》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何影响？

三、《办法》制定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哪些？

四、《办法》实施后，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应满足的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监管要求是什么？

答：《办法》规定，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比率包括风险加权比率和杠杆比率，分别指符合规定的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工具与风险加权资产和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率。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加权比率应于2025年初达到16％、2028年初达到18％，杠杆比率应于2025年初达到6％、2028年初达到6.75％。同时，在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要求的基础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满足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等缓冲资本的监管要求。

五、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触发事件和损失吸收顺序是什么？

六、《办法》发布后，如何推动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稳妥有序实现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达标？

高负债被认为是财务脆弱的表现

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起草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导意见》共29条，按照产品类型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主要内容包括：1）确立资管产品的分类标准；2）降低影子银行风险；3）减少流动性风险；4）打破刚性兑付；5）控制资管产品的杠杆水平；6）抑制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7）切实加强监管协调；8）合理设置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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