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山西警方揭秘一起16年命案积案侦破背后的故事）

16年间，警方从未放弃对案件的侦破工作。警方供图

中新网太原1月9日电 (李庭耀)2003年，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某小区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年轻妇女惨遭杀害，2019年12月，犯罪嫌疑人王某被警方抓获。8日深夜，山西省公安厅发布消息，揭秘这起16年命案积案成功侦破背后的故事。

16年前 小区突发命案

2003年11月26日，于某下班回到家中，丈夫张某在外地工作，她独自一人准备睡觉，22时许，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11月27日上午，张某想去邻县办事，本来说好一起去的同事突然有事去不了，便想和妻子于某一起去。给于某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张某便返回位于高平市的家中去找妻子。张某回家后喊妻子名字，但无人应答，他瞟了一眼屋内没人，就匆匆离开家前往邻县。

下午，张某去妻子单位寻人，同事们说没见于某到单位，张某赶紧把此事告诉妻子父母。15时左右，于某的父母和张某的弟弟再次到家中寻找，在主卧床与墙之间的地面上，发现了被被子裹着的于某的尸体。

16年间 警方从未放弃

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开展侦查工作，他们细致勘验检查，搜集痕迹物证，同时分兵多路摸排走访，做了大量基础工作，无奈获取的有价值的线索十分有限，案件陷入了僵局。一时间，各种猜测众说纷纭，周边居民担惊受怕，此案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16年来，刑警队里负责这起命案侦破的民警换了好几茬，当时正值壮年的侦查员已经头发花白，一任任刑侦大队长、中队长不知反复翻看过多少次案卷，有的甚至在调离岗位以后都多次对案件进行叮嘱。就这样，“2003.11.26”命案积案成了多年来压在民警心头的一块石头。

2019年12月，山西公安“大数据抄底”战法让案件侦破工作出现曙光。经山西公安大数据过反复研判，民警掌握，案发前后，被害人丈夫的一个表弟王某曾在案发地活动，案发后不久，王某竟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王某是山西省长治市人，侦查员立即赶赴长治。经过几番排查走访，侦查员发现，王某的日常活动明显异于常人。随着侦查工作层层推进，几乎所有的疑点都汇聚到了王某身上。民警确定，王某就是这起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12月28日，专案民警再赴长治，冒雪连夜进行布控。

16年后 终可告慰逝者

当民警冲进屋内，一拥而上将王某摁在沙发上时，王某表现得十分冷静，甚至问民警“你们为什么抓我？说清楚才行。”在民警的强大法律攻势面前，王某的心理防线被层层突破，终于将自己16年前的犯罪事实全盘托出。

犯罪嫌疑人王某供述，被害人于某是自己的亲戚。16年前的案发当晚，25岁的王某在高平市一名朋友家喝了结婚喜酒，发现自己没有带“份子钱”，便想去亲戚家借钱“随份子”。于某开门看见是王某，便让他进门。王某说明来意，于某并没有同意借钱，说王某喝多了，让他先到小卧室休息。王某在小卧室躺下后，对表嫂不借钱的事心生不满，想找表嫂再次借钱。推开门后，王某竟图不轨，遭到激烈反抗。担心事情败露的王某将于某残忍杀害，盗窃数百元现金后逃离。

犯罪嫌疑人王某说，案发以后，自己曾到亲戚家进行看望，并在被害人于某出殡时守灵。2004年，王某远离作案地。

16年过去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已经结婚多年，育有一儿一女，父母也已70多岁。被抓时，王某正在给上小学的女儿做饭。王某说，自己经常做噩梦，这一直折磨着自己，“我很后悔，我也想过自首，可是一想到老婆、孩子和父母，我没勇气去自首”。

面对16年来积累的一米厚的案卷，当年参与案件侦破的民警说：“一直记挂着这个案子。人抓了回来，压在心口的石头被拿开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完)

责编：罗甜

最早的股份制企业

在企业制度上，宋代的创新也很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就诞生在那一时期。

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有宋一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它的疆域面积比汉唐都小，长期受北方蛮族的侵扰，开国160多年后，首都汴梁被攻破，连皇帝和太皇帝（徽、钦二宗）都被抓走了，朝廷偏安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又苟延残喘了100多年。史学家钱穆对宋代的评价就非常之低，他认为，“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一个史上最温和的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

宋代的工商文明十分发达。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均出现于宋代。在企业制度上，宋代的创新也很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就诞生在那一时期。

股份制合伙公司是在宋代诞生的——这一史实是由日本学者在20世纪中期发现的。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个别资本的集中以‘合股、合伙’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其萌芽形态业已产生于宋代的‘合本’、‘连财合本’、‘斗纽’等惯行中。”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赋税杂录》中记载了当时合伙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就叫作“斗纽”。其规则如下：以十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10万到50万不等，大家约定以10年为期，富豪轮流负责经营，在每岁岁末清算之后，即换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而本钱仍然在那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它在当时被称为“斗纽”。

北宋黑脸名臣包拯还曾提到过一种叫作“带泄”的合股模式：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来贯钱，多的百来贯钱，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

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是，这种公司模式还出现在了当时的数学著作中。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著名的《数书九章》中设计了一道算术题，大致意思是：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出资到海外做贸易，各人所出的本钱不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银子，有的是盐等等，他们之间还互有假借。海外归来后，购买到的商品有沉香、胡椒和象牙，那么，他们各应该得到多少的回报？这道算术题在今天看来也颇复杂，表明在当时，这种“合本”经营的方式已经相当普遍，深入民间。

从众多零星史料可以发现，宋代的合资经营活动大量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这与外贸的特征有关系：出海经商需要的本钱大、航运时间长而且有巨大的风险，当然也有惊人的暴利，所以商人们需要也愿意联合起来共担风险和分享利益。

这一规律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在世界经济史上，学者们普遍承认股份制公司模式的出现与海盗及远洋贸易有直接的关系，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正诞生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即1602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从事海外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最早的商人NGO

商人会馆的兴盛，意味着明清商人在组织化上已超越前代，其运作模式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自治特征。

商帮这个概念是明朝末年才有的，到了清代就很发达，有所谓的十大商帮，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之外，还有陕西帮、福建帮、江西帮、洞庭帮、宁波帮、龙游帮及山东帮。商帮流转于大江南北，其聚居交流的场所，就是商人会馆，而这可以被看成是最早的商人NGO。

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两位旅京徽商杨忠、鲍恩在宣武门外购得一地，建了一座歙县会馆，这是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徽商会馆。6年后的1566年，广东商人在京集资建岭南会馆，此后，商人建馆之风吹遍全国。

会馆是“异乡之家”，商人们在这里议事、祭祀、娱乐、暂居。一个地方有了某一商帮的会馆，就好比树木生下根来，从此花繁叶茂，自主成长。没有史料告诉我们，在明清两代全国到底有多少个商人会馆，但粗略计算，起码不下3000处，它们成为商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会馆的功能有三个：“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

各商帮所供奉的神明不同，基本上是出生于当地的历史人物，晋商供的是关羽，徽商供的是朱熹，江西帮供的是许逊，福建帮供的是妈祖（林默娘）。也因此，很多会馆以“宫”定名，比如，四川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这种祖先崇拜构成了一种乡土特征很重的集体象征。

会馆建成后，必须有商约予以约束，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契约版本。1784年（乾隆49年），潮州商人在苏州建潮州会馆，确立以下约定：“会馆专门聘请董事经理，三年更换一次，由潮州地区的七地商人轮流任职，会馆所有的契据档案都交由董事经理管理，前后交替，账目必须清楚，这一规定，永世不改。”会馆还对商业规则进行了公约，防止内部的恶性竞争。

商人会馆数量的多寡，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发达程度。乾隆年间，各省在京建立的会馆多达182所，到了光绪年间，数量更增加到392所，其中，20%为商人会馆。而在苏州，商人会馆的比例则远高于京城。

市镇经济的崛起，是明清工商业的一大特征，会馆之盛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显著。

广东佛山镇是明末清初发展起来的专业化市镇，以铁器铸造著称，与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并列为“天下四大镇”，此地的会馆更是发达，呈现出专业化的态势，仅在铸造业，就有熟铁行会馆、炒铁行会馆、新钉行会馆、铁锅行会馆、金丝行会馆、金箔行会馆、土针行会馆等等，其余的各行各业都有会馆组织，如钮扣行会馆、当行会馆、绸缎行会馆、颜料行会馆、洋纸行会馆、西土药材行会馆、参药行会馆等等。这些以行业为主题的会馆已经超出了地域的特征，而更多带有行业协会的性质，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进步。

自康乾以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由产业工人做成的会馆，这是工会组织的雏形。枝巢子在《旧京琐记·市肆》中记载，在京城从事泥瓦和木工的工人有一个九皇会馆，它有着很严密的行规，凡是有徒工的地方，都有会馆，其总会就叫做九皇。每当九皇诞生日，就一定要休假，名叫“关工”。

在会馆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佛山，甚至出现了东家行和西家行，前者由业主、作坊主组成，后者则是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很多劳资矛盾通过两行的“通行公议”来解决，东家行和西家行还通过共同祭祀的方式来调适双方的关系。

就如同商人事迹往往不见于正史一样，明清会馆也同样很少有准确的记载。但商人会馆的兴盛，意味着明清商人在组织化上已超越前代，其运作模式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自治特征，是NGO在中国的最早试验，因此也有人将之视为中国进入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晋商和徽商靠什么起家？

承包制是一种最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一制度的刚性化成为阻碍一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最后障碍。

中国有商帮一说，始于明代。最出名的有两个，一是晋商，一是徽商。那么，他们是靠什么起家的呢？答案是一个字：盐。

自管仲以来，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往往占到年度财政收入的一半，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开国之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重修万里长城，常年驻扎八十万雄兵和三十万匹战马。要维持这等庞大的军备，中央财政不堪重负。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引制”，其改革之处是，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实质是以盐养兵。

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的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有三个特征，一是来自同一地理区域，二是在某一领域形成相对垄断的势力，三是信奉同一、独特的经商信条。在明代之前，并没有典型意义上的商帮出现，而因“开中制”而发达的山西商人则呈现出上述三个特征：首先，他们主要来自晋北和晋南地区；其次，他们因盐引政策的特殊性而形成垄断势力；第三，晋商在文化上形成了一种认同性，他们奉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山西运城人关羽为神，讲求“义、信、利”，以仁义和诚信为经商之准则。

晋商独享盐业之利长达120年之久，成为明代中叶之前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到了1492年（弘治五年），他们终于遭遇到一支新兴的南方商人集团的严重挑战。

这一年，淮安籍的户部尚书叶淇实行盐政变法，他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直接到内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

改行“折色制”后，盐商不再需要向北方运粮，晋商的地理优势便全然丧失。在叶淇和“折色制”的背后，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南方商人，他们主要来自徽州地区。徽州又称新安，地处现今安徽省的南部，这里地狭田少，民众自古就有离乡背井的经商之风。

“折色制”推行之后，天下盐商便自动分成了“边商”和“内商”两类，后者渐渐控制了主动权。从此，太原、大同黯然失色，邻近两淮盐场的一些市镇起而代之，比如淮安。而地理条件更为卓越的扬州更是一飞升天，成为新的交易中心和名符其实的盐商之都，大批晋商不得不举家南迁，落户于扬州。与此同时，徽商则轰然崛起，从此与晋商并肩，雄飞于中国商界。

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政府又“适时”地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十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

“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的、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一大发明，它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迄今仍在中国被广泛采用。在企业史的意义上，承包制是一种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国营经济体制的一个衍生型制度，它力图在不改变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从实施的效果看，它确乎部分地达到了这一初衷，而最终，它彻底败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治化，并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这一制度的刚性化实际上成为阻碍一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最后障碍。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种种疑难杂症表明，稳定中国经济的最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举国陷入空前的悲恸之中。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局势也突然发生了逆转。美国华尔街因次贷风波引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欧美消费市场突然疲软萧条。从2008年年初开始，中国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在内外交困的大氛围中，一年前还受过热困扰的中国经济陡然间陷入可怕的大萧条，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几乎全数停歇。

当年9月，吴敬琏第一次详尽讲述了对金融危机的系统性看法。他分析说，当今的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国，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储蓄率从来没超过10%，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它就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用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这样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

关于中国当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灾难”。他说：“（中国的）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另外一个特点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恶果，使投资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不断下降。后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辅之以本国货币贬值，结果不外是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费均价指数）上升诱发通货膨胀，第三种情况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于是，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在一开始，我们把它看成是形势大好，后来发现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种方式管住。现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另外企业产品出场价格指数（PPI）倒挂了，实体经济整体萧条，终于成了疑难杂症。”

在剖析了国内外局势后，吴敬琏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应对之道：“标就是运用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不要让它崩盘。但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变就是进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

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吴敬琏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而被政策部门采纳。

2008年10月28日，上证股指跌到1664点，市场信心全失。从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业银行开始大举放贷，掀起了一个至热的投资狂潮。这些贷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国有企业所获得，而投资方向则为铁路、公路和各项基础建设设施。在资金突然巨额放松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活跃起来；房地产的表现更是惊人，它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卖相继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地王价格。

在中国的投资热浪拉动下，全球的能源价格也立即上弹，铁矿石、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价格扶摇直上。在很多人看来，在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笼罩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奇迹”般地率先冲出了危机。

对于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并无喜色。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被边缘化。

虽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口号，但是迄今为止成效并不显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吴敬琏以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何谓东风？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

上一篇：炒股开户软件有什么区别 炒股开户软件推荐

下一篇：股票走势分析报告还有股票走势出现q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