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们在布置工作提要求的时候经常会提一些很高大上的要求，最常见的句式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一些领导的要求更狠，是“既要，又要，还要，还TMD要”。

对此，著名学者郑永年在光明日报撰写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抗疫这样一件本应从科学角度出发的事，就很容易变成“自以为的道德”，形成“双标”——西方人死于疫情是“死得其所”，而中国人的健康生活反而没了道理，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说不通的。中国日报也指出，克鲁格曼根本没有意识到病毒可不懂什么叫政治或者意识形态。

有国立大学的医学生为了还清高昂的助学贷款走入风俗店；有疫情期间没有收入的空姐为了谋生走进软色情场所和动作片行业。文化、学历、职业，最后在贫穷和无法就业的困境面前，都变成废纸一张。哪怕是名牌大学“早庆上智”毕业生，从事色情行业也不是新鲜事。

美国为什么如此糟糕地搞砸了抗击新冠肺炎的工作？

作用其实是很大的！就如同有人问学习数学有什么用啊？可以计算啊，仅仅是如此吗？现在计算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个不可能三角的作用和数学的作用有点类似，是基础性的，是金融运作的底层逻辑之一。既有助于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又可以在投资策略上做出正确运用，还可以让我们工作、生活中做出理性选择。

在东亚齿轮的高速咬合过程中，总有速度慢的人要被甩下车。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素有“金融大鳄”之称的乔治·索罗斯也加入“中国危机论”和“中国崩溃论”的队伍中。

工资增长放缓

“延迟退休”四个字病毒式刷屏后，许多人的工位之上愁云惨淡。

就社会而言，千方百计提高生育率是当务之急，希望各地送上的各种所谓生育大礼包，能够货真价实一点，别净搞些华而不实的噱头。能扶上马送一程的时候，也别给生育设障碍了，让一部分想生的人赶紧“生”起来吧。

在日本，许多公共设施都被加上了如此设计的隔断，目的是防止流浪者随意露宿影响市容。

马丁·雅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西方舆论看来，它们的道路是其他国家都应该走的路，中国也应如此。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西方政客之中，学者和记者也是如此认为的：除非中国变得像西方一样，否则它不可能成功。”他认为这样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一个佐证是：西方国家正在抛弃“中国不能变得强大”的观点，而是将关注重点转移至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可能带来的“严重威胁”上。

克鲁格曼周六在推特上写道，“更多的证据表明，租房市场正在迅速降温。”他指的是租赁平台Zumper的10月全国租金报告，根据该报告，9月至10月期间，在全美100个最大城市中，有61个城市一居室和两居室的租金中位数出现了下降。

一千年有多遥远？不就3020年呗。历史的车轮往回转一千年，1020年，正是人丁兴旺的北宋，当时的首都是河南开封。

碳价格上，他倾向于清华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张希良团队的观点，认为碳价格从今年到2025年大约是8美元到12美元；2025年到2030年大约是15美元；2035年大约是25美元；2050年大约是115美元；2060年要超过200美元。

“不可能三角”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

但吉春年老之后，母亲阿兹海默症需要照护，中年儿子又失业，带着孙子逆流回家啃老。满头白发的吉春只好继续赚钱，在一家殡仪馆负责外送服务，干的都是繁重的体力活，时常感到体力不支。

耶鲁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成田悠辅（Yusuke Narita）发表公开言论：“我觉得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非常清楚的。归根结底，不就是老年人的集体自杀和集体切腹吗？”甚至他的言论获得了很多日本网友的支持：“人老了就应该去死，社会福利应该被削减”。

“团块世代”热爱工作，许多人甚至以企业为家；到了中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大部份“团块世代”受到影响，但多数仍能维持以往的生活秩序，而且他们的房屋贷款大多在此之前已经还清；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的把社会经济制度及企业文化转型为永续性够高、能善待年轻人的制度（因此日本出生率不足）。2007年起，团块世代相继退休，年金、医疗保险等面临严峻挑战。（维基百科）

戴锦华认为，在贫富分化、阶级固化之外，“更严峻的是一部分人被彻底放逐，他们不是过剩劳动力，他们是结构性的多余。”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过程中，人在进一步大规模地被废弃。

至于大门背后是什么，日本社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最坏的结局。

其实，不想生是全球性的现象。有数据显示，从20世纪中期到2015年，婴儿出生率发生了急剧的下降，生育率下降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国家都要面临“婴儿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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