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在新形势下推动亚太区域经贸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在RCEP区域内，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占比超过82%，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今年1月1日起，RCEP对中国、日本等国生效，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RCEP的签署为中日韩经贸合作打开了新局面。

2022年前两个月，我国与RCEP贸易伙伴合计进出口1.8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从外贸体量来看，前两个月，我国与RCEP贸易伙伴合计进出口额约占总额的30%，我国与日本、韩国贸易额亦稳步上升。中日韩是亚洲经济体前三强，2021年中国GDP17.7万亿美元位居第一，日本达到4.9万亿，韩国达1.8万亿，均上榜全球GDP前10强名单。三国经济贸易合作一直倍受瞩目，地理位置上互为近邻，产业结构上高度互补，随着RCEP生效，在带动中日韩间贸易与投资壁垒大幅下降的同时，也通过更加灵活的原产地累积规则促进三国间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进一步融合。

RCEP促进优化中日韩贸易环境

RCEP的关税减让使伙伴国享受更多贸易红利。在RCEP框架下，中日韩三国采取不同的关税减让承诺，下调了以工业品为中心的商品关税税率，放宽市场准入。零关税覆盖率达到80.0%以上，不在免税范围内的产品比重小于20.0%。对中日韩关税减让承诺的统计如表1：

表1：RCEP 框架下中日韩关税承诺

资料来源：根据RCEP关税承诺表整理

RCEP的生效实施促进贸易便利化，降低区域内企业的经营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带动企业重构区域内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优化区域内的商品、技术、服务和资本流动，加速激发区域贸易活力，对进出口贸易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日开启经贸合作新局面

中日在RCEP框架下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将开启双方经贸合作新局面。中日双边贸易额不断提升规模，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截至2021年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额达1230亿美元，稳居对华投资国别排行榜首位。

从中日商品贸易类别来看，主要集中为电子电气产品、机械产品、汽车和光学产品等。从关税减让情况来看，日本出口至中国的工业制品及零配件方面享受的关税减让幅度最大，关税取消幅度约为86%。整体而言，中日间降税税目数量相对有限，长过渡期产品较多，两国间的主要进出口商品，如核心零部件、电子元器、化工产品等在税收方面得利有限。但长期来看，有助于维护区域间产业链平衡与稳定。

据中国海关数据，2022年1-2月，我国与日本商品贸易共573.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2%。2021年全年中日商品贸易额3714.0亿美元，同比上升17.1%。从近年贸易数据来看，2021年中日贸易总额创历史新高，随着RCEP生效，中日之间货物贸易的发展将得到促进，两国经贸联系将会逐步加深。

图1：2016年至今中日贸易总额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海关、中国海关 （注：中日海关商品贸易数据略有出入）

从两国石油化工贸易情况来看，成品油和芳烃类化工品是中日双边贸易主要产品，此外，中国主要从日本进口对二甲苯、硅片、聚碳酸酯，用于聚酯产业链的发展；而日本对中国的航空煤油、氢氧化锂等进口需求较大。

中韩经贸步入提质增效快车道

今年是RCEP生效首年，也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中国是韩国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韩国也是中国第五大对外贸易伙伴。

近几年来，中韩贸易受经济局势和疫情影响波动较大，2021年随着疫情有效管控和经济复苏，两国贸易总额创造新高。据中国海关数据，2022年1-2月，我国与韩国商品贸易共579.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5%。2021年全年中韩商品贸易额3623.5亿美元，同比上升26.9%。2016年至今年2月中韩贸易总额情况见图2.

图2：2016年至今中韩贸易总额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从进出口商品类别来看，中国对韩国主要进口商品包括机械器具、化学产品、塑料橡胶、矿物产品、仪器仪表等，占进口总额比重分别为50.5%、15.0%、9.1%、7.2%、7.2%。中国对韩国出口贸易中，中国对韩国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机械器具、化学产品、贱金属、纺织原料、杂项制品等，占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49.3%、11.4%、11.1%、4.5%、4.1%。

韩国与我国在石化产品贸易上高度互补。从两国石化产品贸易情况来看，成品油和芳烃类化工品是中韩双边贸易主要产品，此外，中国对韩国的对二甲苯、丙烯、聚乙烯进口需求较大，而韩国的对二甲苯、PP、PE、纯苯等石化产品以出口为主，对中国的柴油、航空煤油的进口需求较大。海关公布的2022年1-2月贸易数据显示，我国自韩国进口的化工产品中，金额最大的为直链烷基苯磺酸及盐，磺基衍生物，肼及胲衍生物，货值多在百万美元左右。

首单报捷，贸易红利逐步开启

1月1日，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出口到日本的2800余吨氯化钙获签全国首份RCEP原产地证书。公司业务经理刘琨表示，“凭这份原产地证书，货物到日本后缴纳的关税税率可由3.3%降为3%。”。仅这批货物税款减免就达到近万元。

图：青岛海关关员为企业签发全国首份RCEP原产地证书 陈星华摄

1月1日，湘西丰达合金科技有限公司出口日本的278万美元电解金属锰片获长沙海关签发的首份RCEP原产地证书，这是湖南省首份RCEP证书。企业凭借证书可享受近4万元人民币的关税减让。

据大金化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RCEP实施后，公司购买日本原产的氟化工产品将享受到关税减让，保守估计全年可减免超500万元，进口规模增长10%。

2月1日，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领到北京地区首份出口韩国RCEP原产地证书，该批出口到韩国的三氯化磷，货值11.14万美元，通过协定税率获得税收优惠，提高了企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图：北京海关关员向企业签发首份出口韩国RCEP原产地证书

大连保税区明庆贸易有限公司获签辽宁省首份出口韩国的RCEP原产地证书，货值2.04万美元，企业凭此份原产地证书将享受零关税，可减免税金1122美元。

RCEP生效实施两个多月来，中国贸促会已为28个省(市)的2175家企业签发了10134份RCEP原产地证书，主要涉及化工产品、医疗产品、纺织品、食品等，出口目的国包括日本、韩国等已生效成员国，涉及出口金额近5.8亿美元，预计可为企业减免关税逾800万美元。

RCEP为中日韩经贸合作提供重要引擎

日本的科技产业具备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如半导体工业、数控机床、军工、新材料产业、光电产业、汽车工业等，大多占据全球供应链关键地位，市场占有率高，而韩国机械制造、石化、电子、钢铁、汽车等支柱产业，同样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随着RCEP区域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为中日韩间经贸合作提供发展动力与重要引擎，日本韩国的支柱产业势必获得更大发展优势，RCEP的签订，将进一步降低日韩企业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流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倒逼中国科技企业创新，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逐步确立竞争力，将促进中国技术、服务升级发展，进一步拓宽经贸合作市场空间。

日韩两国皆看重RCEP带来的重大利好。日本政府发布评估报告显示，RCEP的签署将使日本实际GDP上升2.7%（以日本2019年度实际GDP水平换算约15万亿日元），超过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韩国经济研究院报告认为，RCEP生效后15年内，韩国机械产业出口平均每年将多增长约7%，石油化学行业平均每年将多增长约3.9%， 韩国整体出口规模平均每年将多增加约3.8%。

我国应抢抓RCEP生效实施机遇，充分利用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的胜利成果，加大与日韩的贸易往来，将与日韩在高端产业链的合作作为促进我国工业领域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将与日韩的伙伴关系作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节点，打造更具韧性和活力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文：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

庞广廉 王瑜 汪爽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FTA）谈判是关系到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经济政治合作的重大历史进程。协定签署后，将建立起仅次于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SMCA）规模范围的世界上第二大自由经济贸易区。无论在GDP、人口数量及国土总面积上，都将全面超过欧盟自由贸易区。而中日韩三国关系在较好、矛盾不突出的时候，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有较大推进；而在其中双边或三边出现较为突出的矛盾时，就会对三边自贸协定的谈判产生阻碍作用。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认为，目前，三边自贸协定谈判阻力依然很大，包括政治障碍、安全障碍、经济障碍、外部因素障碍、社会文化障碍和新冠肺炎疫情障碍等，还需投入巨大的政治和外交精力加以推动。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大方向上要强力引领和推动三国自贸协定的达成，对日韩两国实施大幅度经济开放。可通过对韩国投资贸易提供更多优惠，提升韩国促进自贸协定达成的积极性，来加大对日本的吸引力，让日韩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获得超级红利，促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中日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面临了哪些阻碍？

1、政治障碍。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所以拖这么长时间，一个最大的障碍在于三国政治上缺乏互信。

2、安全障碍。中日韩安全方面的因素加剧了三国之间的互不信任，阻碍了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3、经济障碍。在中日韩协定谈判过程当中，中日韩三国经济利益诉求也产生一定分歧和矛盾。

4、外部因素障碍。外部因素主要是指能够对中日韩东北亚地区发生强烈影响的美国因素，以及其他国际性外在因素。

5、文化社会因素障碍。文化社会因素能够间接影响三国政府领导决策层的心态，或者可能成为阻碍谈判的某种因素。

6、疫情因素的阻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中日韩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推进中日韩三国协定的谈判和达成。

中日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存在哪些有利因素？

1、在全球化大潮中，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一体化的合作，是世界发展进步的重要方向。

2、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三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中日韩共同的政策安排与政策合作的方向。

3、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贸易争端，中日韩三国都是受害者，而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对三国来说有抱团取暖的意义和效果。

4、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日韩三国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挫，三国能够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迅速推动疫情后期各自经济恢复和发展。

中国应该采取的战略和对策有哪些？

1、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大方向上要强力引领和推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

2、引领日韩两国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给予相互对等优惠，加快谈判协定达成。

3、通过提升韩国促进自由贸易协定达成的积极性，加大对日本吸引的作用。

4、可比较此前美国主导的TPP协定的内容，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要追求高水平开放。

5、中国要强力团结日本，大幅度缓和中日两国关系。

6、努力调整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同时强力调整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增加中国的外交空间与回旋余地。

更多精彩观点

01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演进

1、东盟框架内的中日韩非正式首脑会晤机制

1999年11月28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10＋3”东盟与中日韩会议期间举行了第1次三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启了三国领导人合作机制。这也标志着中日韩三国意识到了自身在东北亚地缘中需要经常沟通与合作的角色，从此，三国进行东北亚地区合作的意识日趋浓厚。

2、东盟框架外中日韩单独首脑会晤机制

2004年，韩国率先提出脱离东盟框架单独举行中日韩三国首脑会的建议。2008年12月13日，三国首次脱离“10＋3”框架，在日本福冈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决定在保留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会晤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此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从2008年12月至2012年5月，共连续举行五次会议，此后间断举行会议。2015年11月1日，第6次中日韩国领导人会议于当地时间11月1日下午在韩国首尔举行。2018年5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同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第7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2019年12月24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

3、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2013年以后，因为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关系依然比较紧张。但中日双方领导人都能够认识到，推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于中日韩三国都比较有利，不应该因为中日两国领土争端而使其停滞，再加上韩国方面的积极努力和斡旋，2013年2月，中日韩三国召开了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准备会议。2013年3月，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

2019年11月28至29日，中日韩自贸区第十六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三方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积极进展。三方一致认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符合三国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应该按照三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加快谈判进程， 积极打造一份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进一步挖掘三国经贸合作的潜力，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能。

02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面临的阻碍

1、政治障碍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所以拖这么长时间，一个最大的障碍在于三国政治上缺乏互信。日本担心中国作为一个和自身异质的国家，又有快速增长的国力，让日本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考虑上，日本更多的想法是如何制约中国，而不要让自由贸易区建立成为中国得利的一个平台。毫无疑问，这样的想法源自于日本对中国深刻的不信任，甚至其内心的某种恐惧。

日韩两国因为历史问题长期纠缠不清，包括慰安妇问题和劳工问题。朴槿惠担任韩国总统时期，在日本不承认强征慰安妇属于国家行为、不道歉、声称没有国家赔偿的前提下，日韩都达成了两国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但是在文在寅总统执政以后，基本上推翻了原协定与可能达成进一步协定的倾向，再加上韩国法院判处可以强制日本企业对韩国战前受害劳工及其家属进行赔偿，致使日韩两国关系恶化。日本不仅对韩国存在深刻的政治不信任，甚至带有某种蔑视的心态，认为韩国不遵守两国国际协定是一种背信的政策行为。2019年7月1日开始，日本通过限制半导体材料向韩国出口，取消对韩国优惠贸易措施，对韩国进行经济报复，致使日韩两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韩两国政治关系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矛盾，但由于2016年至2017年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事件，而导致两国政治关系陷入僵化状态。直到2018年至2019年才有所好转。

2、安全障碍

中日之间长期存在着钓鱼岛之争和东海划界之争，尤其在2012年日本政府出资购买钓鱼岛私人土地，企图通过建立对钓鱼岛长期管辖和治理的所谓法理案例，树立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长期实效管辖的案例。这严重侵害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国政府采取坚决反制措施，通过对钓鱼岛12海里内海域进行巡航，宣示中国主权。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数年处于僵化局面。即使到2020年，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地区海域也偶尔发生摩擦。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独岛（韩国称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并时而爆发冲突和抗议，损害了日韩两国关系与互信。而且对于朝鲜政策日韩两国也经常存在严重分歧。

中韩两国在朴槿惠总统执政期间的后期，由于允许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中韩安全战略关系恶化。其实中国并非单纯害怕“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而是担忧韩国借此加入美国主导的东北亚小北约，形成美日韩三方联合遏制中国的战略局面。中韩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受到损害，也危害到了韩国积极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

3、经济障碍

在中日韩协定谈判过程当中，中日韩三国经济利益诉求也产生一定分歧和矛盾。日本和韩国都不太愿意完全开放自己的农产品市场，同时，中国对开放工业产品市场和服务业金融市场也比较谨慎。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如日本与韩国。因此，日本对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经常表现出不屑的态度，认为相互之间的开放标准太低，对日本没有任何吸引力。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采取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开放程度，日本则完全不能接受。日本要求的是大幅度开放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

2019年7月1日开始，日本对韩国采取半导体材料制裁政策措施，接着又取消了对韩国贸易优惠政策，将韩国剔除出日本贸易优惠白名单国家。韩国对日本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两国关系一时之间剑拔弩张，韩国民众展开了大规模抵制日货的活动。韩国政府多次积极主动要求日本通过双边谈判取消对韩国的制裁，但并没有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

在经济考量方面，日本并不急于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深层次的担忧是，害怕通过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让中国经济继续做大，而使日本成为中国经济圈的一个附庸。

4、外部因素障碍

外部因素主要是指能够对中日韩东北亚地区发生强烈影响的美国因素，以及其他国际性外在因素。就美国而言，一直想强力主导东亚地区安全与国际政治，如果中日韩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建成自由贸易区，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显然具有很大冲击，客观上将削弱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力量。所以，美国一直是东北亚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达成的隐形杀手。

除了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强力影响以外，朝核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的发酵和相关事件的处理，也对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产生影响，中方需对此妥善解决，否则可能会增加日本或韩国的某种对华不信任心态，增加协定达成的难度。

5、文化社会因素障碍

文化社会因素对中日韩三国谈判属于弱影响，因为这类政策毕竟主要由各国政府主导，文化社会因素能够间接影响三国政府领导决策层的心态，或者有利于促进谈判的进程，或者可能成为阻碍谈判的某种因素。显而易见，这种影响属于间接性影响，而不是直接性影响。

6、疫情因素的阻碍

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和蔓延的状态来看，有出现多次反弹、多次爆发的可能性。这将使中日韩三国不得不抽出更大精力来应对疫情，起码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推进中日韩三国协定的谈判和达成。

03 中国的战略考量与应对

1、中日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存在的有利因素

第一，在全球化大潮中，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一体化的合作，是世界发展进步的重要方向,也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这一发展大趋势不会因为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而改变方向，充其量只能是暂时遇到较大的阻碍和挫折而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将来还会出现新的发展高潮。这是由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不以个人集团和国家利益为转移，中日韩都应认清及顺应这一历史大趋势。

第二，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三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中日韩共同的政策安排与政策合作的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上，中日韩三国并没有根本分歧。有分歧的地方仅仅是合作领域，各领域开放程度、互惠程度、合作细节等方面。细节问题早晚会被克服，而不可能永远阻碍大方向和大目标的推进与实现。

第三，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贸易争端，中日韩三国都是美国贸易争端的受害者

，美国政府不顾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对中日韩三国实行单边政策打压，通过随意提高关税、数量限制等方式打压三国，三国都备感切腹之痛。因此，三国都希望和期待，在美国之外能够拓展更大的贸易与经济合作空间，这种外部的压力与损害，实际上有助于促进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对三国来说有抱团取暖的意义和效果。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日韩三国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挫，三国实物贸易出口下降幅度比例更大。

疫情未来发展还存在诸多变数，对三国经济打击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如果三国能够逆势而上，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扩大相互之间的实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经济合作，对于在疫情结束以后，迅速推动各自经济恢复和发展十分有利。

2、中国应该采取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和对策

第一，韩国和日本同中国相比，都是比较精明、比较重视实际利益的现实主义国家，容易陷入细节利益问题上的争执跳不出来，难以发挥对中日韩谈判进程的引领作用。因此，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大方向上要强力引领和推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可以通过国家、政府领导人电话会谈，视频会议，见面会晤，以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等形式，强力引领和推动中日韩三边自贸协定的达成。

第二，在谈判的具体问题上，适应于2018年开放，直接引领日韩两国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给予相互对等优惠，加快谈判协定达成。必要时中国开放的幅度可以超过日韩两国。毕竟两国的经济体量都不如中国，中国有能力承受和吸纳对等开放、或是超越对方的开放。同时，更大幅度的开放政策，很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促进效果。因为越开放的经济，越能够实现市场资源最有效和最佳的配置，更容易充分发挥市场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效率。

第三，对于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韩国积极性明显高于日本，中国可以通过对韩国投资提供更多优惠，对韩国产品进行更多采购，来提升韩国促进自由贸易协定达成的积极性。这会起到加大对日本吸引的作用，让还比较犹豫的日本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加深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力度，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都能够获得超级红利。

第四，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要追求高水平开放。可以比较此前美国主导的TPP协定的内容。这样基本上能够满足日韩两国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日韩两国在农业领域高水平开放，可以给日韩两国足够的过渡时间。这样在谈判细节和技术问题上，日本没有长期拖延该协定签署的理由，等于从技术上清除了日本阻碍协定达成的障碍。

第五，中国要强力团结日本，大幅度缓和中日两国关系。但是，中国能够对日本让步的领域有限，钓鱼岛和南海等涉及到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领域，都属于中国无法作出让步的核心利益领域。中国能让步的领域主要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在经济领域，中国可以根据日本高标准的开放要求，和日本对等开放，对等降低或取消关税。在政治领域，中国可以淡化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不将其作为中日两国的根本政治原则来考量，这样就减少了中日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爆发点。历史的问题交由教育界和历史学界研究讨论，专业问题由专业人士去解决。当然这么说，绝不是要让国家或政府彻底放弃对日本错误历史认识的应对性反应，该表态的还要代表政府与国家表态，该批判的也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只是不要使其成为阻碍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的诱因，不建议把历史问题的政治分量无限度扩大。因为在中美矛盾日趋深刻化的今天，团结和拉住日本是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平衡力量之一。

第六，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深化，中美两国走向全面对抗的大趋势之下，中国一方面要努力调整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能缓和则全力使其走向缓和，起码保持中美关系不破局的状态。同时，强力调整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大力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推动中韩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增加中国的外交空间与回旋余地。中国改善同日韩两国的关系，从中日韩三国利益的视角来考虑更加合适，这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关系改善政策，而绝不以反对美国为目标。甚至可以借助同日本与韩国关系的改善，由日韩两国从中发挥作用，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9月（下）

原文标题：《中日韩自由贸易的现实障碍与前景展望》（微信有删节）

作者：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永生

原文责编：郭丹

新媒体责编 / 视觉：张凡

（图片来自网络）

记者 于佳霖

2月24日，《中韩多式联运（威海一仁川）试运行谅解备忘录》生效，这标志着近年来威海与仁川共同推动的“四港联动”物流一体化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整车运输业务启动有了政策依据，为中韩整车运输试运行扫清了障碍。

整车运输的新模式实施后，装载货物的运输车辆在一国境内陆路运输后，整车上船通过中韩班轮抵达另一国后，原车下船，经陆路运输后抵达目的地，与现行运输模式相比，减少报关、装卸及换车等环节，物流成本大约降低30%，物流时间缩短5小时左右，满足时效性要求较高货物对物流运输的需求，实现海、陆口岸功能叠加，推进中韩两国国际物流一体化协同发展。

作为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中韩整车运输”这种多式联运物流模式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威海—仁川“四港联动”物流一体化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是威海参与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中韩地方经济合作、地方对外开放发展的创新之举。从“四港联动”工作的启动到《备忘录》的生效，威海抢抓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实现了国际地方合作的新突破。

威海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副主任夏志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四港联动最终就是要构建以威海和仁川两地为支点或节点的物流通道，把威海打造成连接日韩，连接欧亚的一个枢纽。所以这些年我们不管是对外交通体系建设方面，包括海上航线、空中航线的拓展加密，尤其是货运包机，还有欧亚班列的开通，这都是为我们四港联动提供了硬件方面的支撑。”

整车运输业务启动是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的创新之举，威海瞄准“大市场”“大平台”“大通道”建设，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打造高效、便捷、经济的物流通道，激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活力，为拓展新旧动能转换空间，开展双招双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先发优势，推动实现与日韩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的产业协同合作和联动发展。

威海市市长咨委会委员，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屠启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国来看，威海市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很明显是全国交通的一个物流末梢，但是从中韩合作来看，完全不一样了，一下子格局转变，从双循环看就是一个链接中心，威海、仁川咱们现在叫四港联动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实际上是重新定义了威海在全国乃至于东北亚地区的交通地位，使咱们威海真正成为连接国内腹地和日韩乃至于整个东北亚的一个重要节点。”

“下面，我们汇报一下项目规划和建设方案……”7月7日，珠海云洲智能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成亮带队再次来到威海经开区，就云洲无人船艇产业化项目选址和项目规划进行再论证。

经开区优质的岸线码头资源、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深厚的海工产业基础，为海工装备产业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为此，经开区锚定“双碳”目标，委托资深专业机构，通过深入调研论证，确定将海工装备作为开发区“十四五”重点发展产业，在威海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产业园临海核心区域，高起点规划建设总面积7.4平方公里的海工装备产业园，投资3亿元进行土地平整和基础配套，整修深水码头200米，全要素保障促使园区比较优势凸显。云洲无人船艇产业化项目就是入驻企业之一，目前正在进行厂区方案设计，项目地面料场清理也在同步进行。

当前，经开区海工装备产业园依托招商金陵船舶、泰胜风能、赛科泵业、豪顿华风机等行业龙头资源，梳理产业链企业62家，聚焦长三角、珠三角等海工装备产业集中区域，已开展专题招商活动25批次，推动近十家中小企业达成落地意向。同步实施海工装备中小企业配套园区规划建设，完善招商载体，实现海工装备全产业链规模集聚发展。

“管委第一时间成立海工装备产业推进专班，全过程服务项目落实落地。”经开区招商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专班针对每个项目落地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因企施策，灵活运用各种合作模式，大幅提升项目洽谈成功率。珠海云洲无人船艇产业化项目，以场景应用、高效服务赢得项目方高度认可；上海泰胜风能海上风电装备生产基地项目，精准研判、精细测算，创新合作模式促成项目落地；一海底电缆项目，双方接触仅4个月，在克服疫情等影响下，开展10多次线上线下周密对接，最终达成合作意向……

目前，总投资95亿元的海底电缆、清淤机器人、深海采矿设备、船舶零部件制造等20余个项目纷至沓来。如今，正在规划建设的威海海工装备产业园发展集聚效应凸显，产业加速聚集，项目全速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跑出了“加速度”。

“我们正紧盯上下游产业链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形成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经开区招商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坚持龙头带动、做大增量、链式发展，从政策、空间等多个方面发力，争取更多好项目落户园区。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郑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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