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商情报网讯：上海发布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2022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的排头兵，国际数字经济网络的重要枢纽；引领全国智慧社会、智慧政府发展的先行者，智慧美好生活的创新城市。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全面优化，网络安全坚韧可靠，制度供给更加有效；城市综合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成为辐射长三角城市群、打造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引领。

根据2020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到2020年，上海将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能级，推进5G网络市域全覆盖，建成有线无线双千兆宽带城市。完善“城市大脑”架构，基本建成贯穿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大数据资源平台。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实施智慧城市场景开放计划。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推动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创新。

近几年，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建设智慧城市，对加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城市智慧管理，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结构如下图，包括感知层、网络层、计算存储设施层、公共数据库层、公共信息平台层、智慧应用层和用户层，以及制度安全保障体系和政策标准保障体系。时空大数据蕴含在公共数据库层，其中基础时空数据是政务、民务、运营和感知等其他城市大数据时空化的基础；云平台是公共信息平台层的重要组成，是其他专题应用平台的基础性支撑平台。平台运行服务依赖的云计算环境是计算存储设施层的核心，相关的政策机制、标准规范等软环境包含在制度安全保障体系和政策标准保障体系中。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近年来，随着国内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以及资金的大量投入，智慧城市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国内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87%的地级以上城市提出了智慧城市计划，前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共签约311个城市，重点项目签约总量超过4000个。总计约500多个城市已提出智慧城市发展计划或在建智慧城市，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到万亿元级别。

2017年我国智慧城市IT投资规模达到3752亿元，到2021年IT投资规模将达到12341亿元。2018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7.9万亿元，到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25万亿元。整个智慧城市产业链都会是投资热点。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5年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同时中商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规划策划、产业园策划规划、产业招商引资等解决方案。

2020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上，上海从全球35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摘得“世界智慧城市大奖”

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意味着城市数字化转型不再是某几个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一个顶层设计、总体统筹、相互协同的系统工程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周琳

时间回到2010年，移动支付刚刚拿到“牌照”持证上岗，4G概念尚在普及，网友们纷纷讨论“流量太贵不好推广”，更“过分”的是，那时居然还没有微信……

那一年，上海正式提出“创建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战略，智慧城市建设序幕由此拉开，一场数字化大潮，袭向这座全球城市。

如今，上海已成为全国5G基站部署居前列的城市，在全球也处于第一阵营；省级政府层面，上海第一个提出建设智慧政府，目前“一网通办”接入事项达2341个，48个部门的179个系统接入“一网统管”，实时数据指挥城市运行；对于每个市民而言，改变更为直观：一部手机就可以行遍全城，看病坐公交都可轻松搞定。

不过十年而已。

开启新征程，上海定了一个新目标：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为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定下基调，为未来全球城市建设开启“新航向”，走出一条数字化转型的道路来。

2021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展现场（2月23日摄） 方喆摄/本刊

打头阵：搭建“下一代”

城市基础设施

昔日杨浦滨江，大型工业建筑鳞次栉比，形成了工业城市最典型的形态之一；如今漫步江边，老工业区焕发数字经济新面貌，在线新经济生态园“长阳秀带”跨越式发展，探索基于数字化的“初代”未来城市模样。

即便放眼全球，如今上海的城市“数字化”率也属于第一阵营——

数字经济“基座”扎实：率先建成“双千兆宽带第一城”，实现5G城市全覆盖。上海已累计建设5G室外基站3.14万个、5G室内小站4.98万个。

数字治理找到“牛鼻子”：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事”，“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成为牵引，超过80%的事项已经可以“全程网办”。

同时上海还先行先试，给数据开放专门立法——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数据开放的地方政府规章《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以规范公共数据开放。

2020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上，上海从全球35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摘得“世界智慧城市大奖”，“泛在化、融合化、智敏化”已经成为上海智慧城市的优势特征。

主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上海，从中尝到了甜头：数字化催生出大量颠覆性的新模式、新业态，在线教育、生鲜电商零售、“无接触”配送等在线新经济火热发展，成为上海经济快速复苏的“最强引擎”。

“兴业”“惠民”“善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周向红，这样解读上海十年来的城市数字化转型。

再定调：整体性转变、

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

数字化转型，上海市民看得见、感受得到。比如等公交车时长在以往像“盲盒”，现在通过线上查询，或者车站电子显示屏，就可以知晓下一班公交车的到站时间。今年，上海公交到站预报准确率将达到97%。变化背后，是上海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推进交通数字化转型。

5月6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以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双组长的身份，举行生活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并提出“根本上是为了人，关键要有体验度”的目标。

数字化转型并非新词，此番再次定调，有什么不一样？

“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意味着城市数字化转型不再是某几个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一个顶层设计、总体统筹、相互协同的系统工程，涵盖城市生产、生活方方面面。

——加快筑牢城市数字底座。推动5G网络深度覆盖并持续演进，从“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全局出发，构建基于全面感知的新型智慧城市。

——着力推动全方位数字赋能。以“两张网”为牵引，打造数据驱动的城市治理“新范式”，以在线新经济为抓手，引领要素重构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努力创造普惠化数字体验。以人为本，场景牵引，围绕医教养、文体旅等市民关心领域，打造无处不在、优质普惠的数字新应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磊认为，与一些地方提出的政府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等单领域的数字化相比，上海是在全国首个提出整体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城市。

从产业、生活和治理三个方面，都能看到上海的探索和进步：

有创新的热度——通过工业互联网助力飞机建模仿真，可实现数据线上共享率提升至100%，仿真流程平台化后，迭代优化时间可从一年缩短至一个月。

有城市的温度——长三角地区已经全面实现了门诊直接结算，在长三角区域内任何一家开通异地门诊的医院就医，都可以“一卡通”，只需要支付个人自负部分，无需垫付也无需事后回老家报销。

有守护的精度——借助远程监测自动识别，目前上海电梯困人应急救援平均时间缩短至7分钟左右。智慧电梯平台只是守护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一个“小应用”，更别说那些被接入系统的消防栓、水电表、窨井盖，都成为感知城市、造福百姓的“神经元”。

探新路：城市是主场，

企业是主体，市民是主人

“瞄准未来数字城市的特征和趋势”……未来的国际数字之都，到底面临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譬如说城市都在搞“城市大脑”，到底人工智能怎么才能给大城市“减负”，让大城市病得到根治；

无人驾驶未来肯定要大规模应用，意味着城市立体交通都需要重新设计，哪个城市可以拔得头筹；

全新的数字时代，怎么才能等一等老年人……

这些共性问题，总要有人先行探索出一个答案。

“工业化完成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电气化在美国的纽约，数字化上海是否可以率先走出一条新路？”在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看来，此轮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城市是主场，企业是主体，市民是主人”。

技术只是手段，获得感才是目的。“数字化不是简单地说要发展几个产业，而是要把数字化全面地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吴金城说。

不指望能用“一招鲜”解决复杂问题，而是老老实实去啃那些跨部门、跨层级、跨技术、跨学科的硬骨头。把整座城市连上网络，一座未来城市才有可能成为“最聪明的城市”。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上海要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做一名引领方向的驾驶员。”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说。

 

在中国，重庆机场的人脸识别系统成功匹配到了逃亡3年的北大弑母案疑犯，张学友开演唱会抓坏人频上新闻。而在美国，坐拥众多人脸识别公司的旧金山，监事会为了维护政治正确和听从选民对隐私的担忧，通过条例全面禁止政府使用人脸识别，哪怕是警局使用该技术抓罪犯也不行。

人脸识别抓逃犯全靠背后的智慧城市建设，既需要广泛地设置监控摄像头，又需要数据实时回传与处理。智慧城市还有望能解决城市患上的供需不平衡、拥挤、污染、混乱等等城市病。于是，政府在大力推动这样的民生项目，各产业链相关软硬件企业也在抓紧布局这个新的市场。

中国发展智慧城市有着独特优势

西边不亮东边亮，相比于西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建设智慧城市会更顺畅。

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政府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不会受到如国外私有土地征用等等的阻碍，推进会十分顺畅。新常态及贸易战压力下，智慧城市建设将会成为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标的。根据DELOITTE研究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其中一半(500个试点城市)在中国。

政府在智慧城市上的订单预算数额特别巨大，动辄以亿元计。2018年8月，阿里云中标海口以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城市大脑2018年示范项目，金额高达4.83亿元。而算上配套的所有相关产业，央视报道的预计市场规模是破10万亿。

中国的制造业和大数据产业已有技术积累。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在2015年就达到了世界第一。华强北能订到各种定制硬件，城市中IoT基础设施也早有布局。中国大人口大国土面积积累下最大量的数据，4G物联网等ICT技术的普及更是能将细枝末节的数据都实时互联。

政府部门无纸化办公、数字化及信息共享建设已见成效。智慧城市全产业链软硬件企业众多，ABC等技术也达到了可以局部落地的程度。例如，BAT都有自家的地图、云服务、AI项目，数字城市可以作为出口。

国内企业参与智慧城市将与政府双赢。由于数据和服务的敏感性，政府不会将其交给国外企业，哪怕技术更先进或是成本更低，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出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与国际科技实力竞争考量，政府也更愿意将资金交给本国企业。

企业拿到的政府投资没有后顾之忧，从执行到验收都有政府支持。这笔资金可以用来发展技术积累实施经验，过程中也能使用政府的权威数据进行AI训练或做商业布局，这些在B端C端的其它项目中都是可以再次利用的。

有着这么多好处，互联网巨头也紧随形势圈地布局智慧城市。

技术进步驱动下的互联网巨头的智慧城市动作

2014及以前

智慧城市概念早在2008年就被IBM提出，上海、南京等城市在2011年就有了相关规划。直到2012年11月，住建部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才成为国家性方针政策，次年1月首批有90个试点城市通过申请。

2013年7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智慧城市标准化白皮书。当时还处于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之交，主要建设任务还在互联网覆盖和信息数字化上，做通信及硬件的华为已经积累了ICT解决方案，运营商是主要参与者，而互联网巨头没有大动作。

2013版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

得益于在云计算上的提前布局，2014年2月27日，阿里巴巴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合作建立中国首个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数字互联网城市—智慧互联网港湾。此后，阿里相继与浙江、贵州、广西、宁夏、河南、河北等多省政府达成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的合作。

2015

2014-2015年，4G正式开始普及，移动互联网觉醒使得智慧城市的建设需求更加迫切。到了2015年，“互联网+”概念大热，各互联网巨头纷纷借势抢滩布局智慧城市，AT在各自圈地。结合“互联网+”，支付宝和微信都有着各自的“城市服务”，提供公安、交管、住房、民政等政务服务和医疗、水电煤缴费等生活服务。

阿里云和端两手抓。阿里云参与的“云上贵州”平台建设，将7个厅局41个系统迁移其上，帮贵州省政府节省了51%的成本。在云计算外，阿里借助高频支付场景，在校园、公交、水电煤、医院、政府部门缴费等金融相关领域大展拳脚，并推出芝麻信用提供征信服务。

腾讯利用大流量的社交优势与政府部门合作推出公众号和服务，同时腾讯云也初具规模。2015年，腾讯频繁地与省市地区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进行全面的“互联网+”合作。马化腾曾给上海市政府作报告，随后合作就下来了。在“互联网+中国”峰会更是一气签下15个省市地区。

在阿里1年后的2015年2月27日，四川省崇州市政府宣布与百度签订智慧城市建设与信息产业发展方面的战略合作协议，成为百度合作的第一城。百度此时由于缺乏移动互联网和toB布局，合作寥寥，没能在智慧城市上赶上AT。

2016

2016年AlphaGo击败李世石使得AI被广泛普及和接受，阿里和百度也在当年公开了各自的“大脑”，AI技术的发展使得城市有希望真正智慧起来。

8月的云栖大会北京峰会，阿里发布其人工智能ET，阿里云开始提供AI服务。10月的杭州主会场，杭州市政府宣布已与阿里云一起给杭州改装“杭州城市大脑”，用于高效调配城市电子公共设施。随后，阿里与苏州、澳门等市开启合作，还推广到了吉隆坡。

9月的百度世界大会上，百度大脑正式发布，百度云及其ABC布局有了集中统一的对外接口。12月8日，百度云与宁波市人民政府正式举行签约仪式，宣布在共构智慧“宁波大脑”创新体系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此后，百度与雄安新区、北京海淀西北旺等纷纷达成合作。

腾讯没有特别强调AI技术，而围绕微信和腾讯云在政务、旅游、交通等领域发力。2016年，腾讯召开了“云+未来”峰会、“互联网+警务”峰会、智慧交通高峰论坛等，与多省市就各个细节部分展开合作。

今天

近年来IoT设备成本降低、5G将要到来，但AI技术发展并没有想象的乐观。各家的技术实力都能完成任务，但也都没有压倒性的优势来完全替代人力或别家方案，最后拼的是竞标能力。同时，互联网企业在智慧城市的竞争焦点是在智慧交通和便民服务上。

阿里云智能事业群主推ET城市大脑。阿里的ET城市大脑已经迭代到了3.0，在核心交通的基础上拓展到了政府和企业等生态协调。阿里有支付宝能作为便民服务入口，直接提供实名认证、信用和支付功能。

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也有优图这样的AI技术。腾讯用地图和乘车码等布局交通。但腾讯最大的优势是在社交上，更懂用户体验的便民服务和最大量的用户定位、聊天数据及入口都可加以利用。前后结合下的“粤省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百度智能云事业群组由于早期积累下的自动驾驶技术，推出AI City的“ACE王牌计划”。计划将通过车路协同V2X的办法避免图像识别的缺陷，并用AI做预测。可惜的是，智能车和5G尚未普及，而搜索入口相比社交和支付不够高频和个性化，百度又一次在规模上暂时落后于AT。

不得不提一下软硬通吃的华为，华为能够完全使用自家体系内的产品和服务做出解决方案来。通信设备、边缘芯片、IoT部件都能生产，华为云能够提供存储和算力，华为手机也能作为C端入口。华为提出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是“一云、二网、三平台”，旨在做全流程。

智慧城市概念庞大，有传统硬件厂商、通信和云服务厂商、AI技术公司等众多生态位。京东、平安、科大讯飞、浪潮等也纷纷布局智慧城市，各相关领域也在加大投入。

智慧城市建设完成还需时日

饼画的很大，但现实还是给人打击。目前没有出现垄断企业或是行业联盟，说明行业还没有成熟，还处于摸索阶段，有不少问题需要客服。

数据开放互联、政府合作谈判困难。由于数据的敏感性，要说服政府提供数据或是在各部门各区域间流通数据都是困难的。智慧城市是非常大的投入，作为民生工程，如何向政府保证实效，最终中标也需动一番脑筋。

业界尚无统一标准。虽然标准化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标准，但都是顶层框架的参考标准或是评价标准，真正到具体细节的设备规格、数据格式等等没有行业统一标准。这造成了数据孤岛、效果难以量化、软硬件厂商割裂、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同时，各家企业各自为政，用着自己一套方案。政府要与多家合作部分内容，或者需要换合作方时，会有对接成本或是要推倒重来。对于非标品的验收也只能通过侧面数据来进行，而城市有没有智慧、城市节能或节约成本多少难以精确描述。

2018年12月19日，发改委、网信办发布的《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8)》将市民体验的权重从2016年的20%提高到了40%。此举侧面反映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产品还需要人文关怀，市民的主观评价而非客观数据更为重要。

安全和隐私舆论。智慧城市不同于商业场景，对服务稳定提供和数据安全要求极高。阿里云和腾讯云等服务商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宕机事故，给上云企业带来了经济损失，城市一旦宕机波及范围会更大影响也更严重。

游戏《看门狗》中的黑客入侵了中心化的“城市大脑”ctOS后变得无所不能，小到门锁、交通信号灯大到核设施都能控制，真实世界的我们承受不起。

ctOS

将摄像头录像、车辆信息等等涉及隐私的数据交给除政府外的第三方让人担忧。一些广告联盟通过数据共享，某App针对用户在其它App上的行为也能精准投放。当企业拿到政府收集的权威数据后要如何管控其行为还没有先例。

结语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数字城市，旨在将档案无纸化并联网。IoT、蜂窝网络、ABC的发展则一步步催生出智慧城市，是万物互联、智能自动化决策的城市，能够高效调度、合理分配、集约环保。

最初技术水平限制下没有受到重视，当各个环节逐渐实现后，智慧城市集中爆发出它的魅力。中国的智慧城市是各相关企业的新机会，有望成为全球标杆。

文/首席发言者公众号

 

 

 

本文转载自区域经济评论（qyjjpl）。

 

作者简介：郝寿义，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天津300000）。

马洪福，男，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讲师（天津 300000）。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化、智能化、共享化引领城市建设走向新型智慧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趋势和高级阶段。2015年12月，中央网信办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概念，指出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智慧城市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何融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共同话题和必然选择，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剂——数据资源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资源开放共享则是新型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其中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利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数据聚变是驱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和新动能。然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面临数据壁垒、资金短缺、运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本文基于对智慧城市概念的理解，探究在信息和大数据时代，如何在多维数据聚合新空间——智慧城市中发挥数据资源价值的途径，进而助推城市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当前全球处于信息和大数据双重叠加时代，新要素、新业态、新模式正重塑城市新空间、新功能，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智慧城市被普遍认为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近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方向，也是城市发展的前沿理念和探索实践。

 

1. 国内外智慧城市相关概念研究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智慧城市概念由数字城市演变而来，按照概念的提出时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8年是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时期，2008年至今进入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时期（罗卫，2019）。基于各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智慧城市概念进行了深化，提出数字城市、智能城市、虚拟城市/信息城市、宽带城市/宽带大都市、泛在城市等概念（傅荣校，2019）。用科技凝聚和服务城市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注重信息技术与城市发展的融合，以问题、目标与需求为导向通过创新城市发展模式、整合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方式，进而提升城市智能化运行效果与即时服务能力，以提高城市生产、生活质量，并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更新，还是城市争夺新增长空间、培育可持续发展新动能的手段。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智慧城市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是从重视技术到强调以人为本，打造智慧城市不是目标，而是手段；科技只是一种优化基础设施、资源分配与空间共享的工具，智慧城市应着眼于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并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塑造自己未来的家园。二是从以硬件建设为核心到以数据资源为核心，一个成熟的智慧城市能够让市民、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既产生数据，也应用数据（楚天骄，2019）。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即“优政”、企业生产效率即“兴业”、居民生活质量即“惠民”是智慧城市的目标，其核心在于能够实现大数据时代地球空间信息“4R”的智能服务要求，即在城市新空间中如何在规定的时间（Right time）和规定的地点（Right place）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正确的数据、信息、知识（Right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准确地传递给需要的人（Right person），进而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高质量整合，提升城市实时智能服务水平（李德仁，2018）。

 

总结已有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可以发现智慧城市是以微观经济主体即居民和企业为核心，以数字化、网络化、云端化和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为技术支撑，以生产、生活、生态活动产生的数据为新要素，旨在通过匹配城市微观主体的供求，实现城市新空间资源有效整合的实时智能服务的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陈莉等，2019）。

 

2.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相关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微观经济主体的位置、移动轨迹、自然条件、城市环境的瞬时变化，都变成了能够被感知、存储、分析和利用的时空数据（李超民，2019）。人类通过亿万个各类传感器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数据，数据量级将从现在的GB（gigabyte）级和TB级逐步增长到PB级、EB级甚至ZB（zettabyte）级（李德仁，2018），即人类真正进入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经济增长的新要素。然而，数据开放共享是大数据发展和深入挖掘数据价值的基础，是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内容（邱国栋等，2018）。城市汇聚了巨量的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共享是将城市数据资源有效结合起来，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满足城市微观经济主体供需匹配的重要机制（朱扬勇等，2018）。智慧城市建设要最大化利用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挖掘城市网络空间中的数据资源的价值，并使其发生聚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可持续动能，即城市数据聚变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析了大数据在交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应用，如以T.M.Vinod Kumar等（2017）为代表的学者对智慧城市的智慧经济（Smart Economy in Smart City）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框架，其核心在于基于信息技术设施完善的基础上，通过对智慧城市泛在感知获取智慧城市空间系统的瞬时变化，通过数据搜集、分析、整合、匹配提供实时智能服务，进而提高城市效率（张波，2018）。为了能够客观地反映智慧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国外学者试图从不同维度构建智慧城市的概念模型、框架与评价体系。如帕尔多·T（Pardo T）等学者（2011）从技术、人、制度三个维度构建智慧城市的概念模型。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城市空间中所容纳的基础设施、政府服务、公共安全等功能维度（拿帕哈德，2011；格雷布伐等，2014；安索普洛斯，2015），或者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等宏观维度（吉芬格等，2007；IBM索德斯特伦等，2014）来定义智慧城市的概念。国内早期学者则更多地从技术运用于现代城市管理的视角深化了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如李德仁院士将智慧城市看成是智能化城市管理和运营的平台。但是大多数学者更多地是基于2015年12月，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提出的新型智慧城市概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网信办分别出台了相关指标体系，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客观评价指标。

 

目前，关于智慧城市、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且对智慧城市概念、模型与评价体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完善。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虽然很多学者意识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但是其还处于一种简单的描述，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机制分析；尤其是缺少如何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智慧城市的数据资源，发挥数据资源的价值，培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等方面的研究。基于郝寿义（2015）在《区域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区域循环发展理论，本文以如何实现城市数据资源价值化的转变为核心，重点探究数据资本化与智慧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就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迅速，无论是智慧城市数量，还是投资规模，均居全球前列。

 

1. 智慧城市建设规模大，智慧城市群逐渐形成

 

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分三批确定了2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基本覆盖了中国的副省级以上城市，且大多数城市制定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根据2019年数据，国家级城市群、国家级新城新区、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开展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或总体规划的比例分别为23%、52%、94%、71%、25%。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GB/T36333—2018）的指引下，全国智慧城市差异化布局稳步推进，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引领全国智慧城市群建设，以数据跨城市流动为纽带的群网化，即智慧城市群逐渐形成。按照国家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中国未来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规模和市场规模将大幅提高。随着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并开展智慧城市建设，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较大，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由2014年的0.74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8万亿元，约实现年均2倍的增长，这也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强劲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2.智慧城市数据共享程度提高，数据驱动效能开始显现

 

数据是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一般而言，城市空间数据越聚合，数据资源可供挖掘的价值潜力就越大。数据共享程度越高，能够促使城市沉淀数据产生的协同效应就越大。当前，中国地级市共享交换平台和基础数据库建设进展较快，已有81.7%的地级市建成或在建共享交换平台，86.9%建成或在建基础数据库（中国信通院，2019）。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已成为地方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的标配，如贵阳、上海、杭州等城市通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新动能。贵阳政府数据公开程度名列全国第一，贵阳以打造“中国数谷”为目标，2017年，贵阳通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共吸引和培育大数据企业1200余户，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17亿元，大数据企业为地方财政贡献110亿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这表明智慧城市数据资源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贵州大数据与产业融合模式为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发挥数据价值提供了范式，其中数据开放共享是关键。

 

3.智慧城市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集约化管理能力增强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提高城市运行效率，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交通、教育、安全等领域的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协同作用，为智慧城市集约化管理能力的提高奠定了技术支撑。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普及，促使智慧城市APP与城市生产、生活融合，尤其是以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提升了城市的集约化管理水平。“城市数据大脑”是实现城市数据与城市功能融合的中枢，目前中国城市级大数据平台较少，多集中于政务数据共享交换。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杭州“城市大脑”和“云上贵州”贵阳分平台已基本建成城市级大数据平台，其中贵州通过向企业发放“云使用券”方式，已累计实现20831家企业“上云”，助推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正在建设城市级大数据平台。

 

中国多数城市正建设政务数据共享的数据平台，65.6%的地级市启动多卡合一建设，超过50%的地级市已着手建设集约化智慧城市管理中心，43%的地级市已开展“多网格合一”工作。各地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建设大数据平台、开发智慧城市APP等方式推动“优政”“兴业”“惠民”。梁甜等（2019）通过搜集全国140个城市333个智慧APP研究发现，智慧交通、智慧生活分别占44.5%、37.8%，其中智慧生活更多集中于人社服务、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等。

 

4.智慧城市政策规划与标准体系逐步完善，智慧城市建设分级分类稳步推进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开启了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随后国家相关部委与各省（区、市）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纳入城市发展长期规划，尤其是“十三五”时期以来，国家相关部委与各省（区、市）出台了一系列智慧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与试点方案。随着国家《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年版）》等政策、标准体系的出台，为中国各省（区、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参考标准。2016年至今，多个省（区、市）出台了智慧城市发展的顶层政策，依据市、县实际发展需要，指导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逐步形成顶层设计引导、城市层级衔接、差异化建设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新格局。智慧城市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为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

 

三、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作用机制

 

计算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创新等信息通信技术（ICT）叠加创新，使人类社会迈入信息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是信息时代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发展解决城市病的能力，即城市治理能力；同时，延伸了城市空间范围，弱化了地理因素带来的空间成本，优化了城市空间配置效率。

 

1. 智慧城市体系与城市循环发展

 

根据对智慧城市概念的理解，智慧城市的本质在于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城市空间各领域的更新，是信息化、智能化与城市化的多维融合，这也决定了智慧城市是一个具备多维度的空间动态非均衡系统。借鉴T.M.Vinod Kumar等学者在《Smart Economy in Smart City》中对智慧城市系统的定义，本文认为智慧城市是生产、生活、生态的新空间聚合体，是数据要素客体、智慧微观经济主体、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环境、智能流动或市场机制、智慧应用和制度保障泛在互联、相互作用的网络空间巨系统。数据要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信息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新基础设施和新要素，这些新基础设施为城市数据资源聚变创造了新平台，新要素的产业化、价值化、资本化即数据聚变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促使智慧城市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

 

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循环流转和创新驱动共生的过程。其中，循环流转既是一个静态过程，又是一种均衡条件，该均衡则是对经济系统变化的吸收；而创新驱动的发展则是经济系统和社会条件的巨大跳跃，是一种能够打破原有均衡的系统内生变化。在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流转是一个和创新驱动的发展共生的过程。创新驱动的发展推动循环流转在更高层次上运行，可将其看作是一个旧结构的瓦解和新结构的构建过程。然而，解构和建构的核心是引入一种新的要素组合，这既改变了要素结构和要素组合，也改变了区域和城市发展模式，最终促使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以信息（或数据）为核心投入、智能制造为先导部门、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区域和城市发展新聚集机制形成，并逐步改变传统的产业分工与集聚模式，网络化、智能化将成为新兴产业的组织形态。正如卡斯特所指出：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以信息与知识为关键因素，知识的生产、信息的处理以及技术的运用为生产力来源的新的信息发展方式，智慧城市则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新阶段。

 

2.智慧城市建设与数据资本化的作用机制

 

城市发展本质上是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非均衡动态系统，是空间、微观经济主体、要素禀赋、环境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智慧城市是信息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新空间聚合体，是数据资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微观主体需求之间动态作用的结果。故本文拟从智慧城市的新要素，即数据或信息要素、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效应、微观主体的匹配等方面，探索智慧城市建设与数据资本化的相互作用机制。

 

第一，多维数据聚集空间——智慧城市。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地理空间无感知、孤立的束缚，城市空间延伸到泛在联系、无线感知的网络新空间——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完善了城市空间智能服务新功能，为数据资本化提供了应用空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创新，城市空间也由传统的地理空间延伸到信息网络空间，泛在互联、实时感知、及时反馈成为新空间的核心特征。尤其是进入大数据时代，物联网赋予城市实时监控与整合的能力，城市发展进入城市大数据监控时代，数据、信息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要素。城市大数据监控时代，城市成为数据聚集地，变成多维数据聚合空间。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空间，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同时也具有空间价值，即城市发展由空间上的发展延伸到空间发展的更高层次。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重在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物联网、遥感等技术实时感知空间内的变化，其本身就是在打破传统地理、信息孤岛等空间阻碍，使得城市发展进入一个能够为科学决策提供瞬时变化信息的新空间。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智慧城市能够更加高效地汇集城市空间内外部的数据、信息，形成城市发展的数据资源。与传统地理空间资源不同，智慧城市作为一种网络空间，数据或信息资源是其内部核心资源；同时，还能够吸收其他空间的数据资源，并将城市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源进行数据化，形成城市数据资源洼地。此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智慧城市成为具备数据思维、数据能力、数据应用的聚合体。因此，智慧城市既是数据聚变——数据资本化的空间载体，也是数据聚变引致城市质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结果。

 

第二，智慧城市的数据聚变——数据资本化。舍恩伯格（2018）指出，人类已经进入数据资本时代。与传统城市发展靠商品生产、资本投资获得利润和积累资本不同，智慧城市中数据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正逐步向生产要素的形态演进，且与资金、土地、人力、技术等要素相提并论（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2019），参与生产且与劳动创造的商品相互整合衍生形成数据商品，即用数据生产数据（刘璐璐，2019），并促使数据资源的资本化，实现数据的生产要素价值。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建设实质上是将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与城市建设相结合，重在以数据流、技术流引导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因此，建设智慧城市就要系统把握数据从哪里来、流向哪里、为何以及流量是多少等问题，这一过程也就是智慧城市数据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

 

一定空间范围内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数据资产的聚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数据禀赋，受数据引力的影响，数据受自身规模与质量、外部条件的影响，不断地聚合数据资源，从而实现数据规模的指数级倍增、空间上融合，在城市空间上将形成数据网络聚合效应。数据的弱排他性、强聚合力、高异质性等，也决定了城市数据价值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区域传统生产要素的线性规模报酬。然而，这种非线性缩放聚合效应要求数据资源或数据资产必须通过市场交易，从而实现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即数据资本化。本文研究认为数据资本化是利用市场手段对数据资源开发、加工、交易等，以满足人类创造财富的需求并获取利润，从而对数据资源价值的认识、开发、利用、投资、运营的保值增值过程，即数据价值的实现需要沿着数据资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数据经济价值的转换路径，实质上是数据资源价值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则需要围绕数据资本化过程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数据生态系统，完善数据资本化的数据聚集与处理能力、制度保障和市场机制，即构建城市数据资本化价值链。

 

数据资本化过程涉及数据要素禀赋、智慧微观经济主体、信息基础设施环境、智能管理、智能流动机制、智慧应用的智慧城市系统的全部要素。城市数据资本化价值链不仅包括数据资源价值化，还在于“数据+”，依赖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数据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多维融合。数据资本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动态作用目的就在于赋予城市数据思维、数据能力与数据应用，充分挖掘城市空间数据洼地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数据聚变——资本化，催生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即数据产业化，培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释放智慧城市的空间价值。

 

第三，数据开放共享是沟通智慧城市与数据聚变的桥梁。当前，作为动态变动的非均衡空间，城市发展要由传统的相对封闭地理空间向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转变，智慧城市建设更要通过新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空间的开放共享程度，使数据能够真正在城市空间中流动起来即转化为数据资本。所以，智慧城市已成为一个具有复杂系统的数据聚合体，是数据资源本体、大数据技术、市场匹配机制、数据供需主体、数据应用等多维数据因素的聚合体。智慧城市聚合体内数据开放共享决定了聚合体内各因素相互作用的深度，进而决定了智慧城市决策的制定与选择，以及城市的发展模式。

 

在一个成熟的智慧城市中，居民、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应用者。智慧城市聚合的大量数据资源只要能够用来满足微观经济主体的需求，都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只要能将这些资源按照微观主体的需求有效的匹配起来，就能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促进数据资源发挥价值，提升智慧城市的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智慧城市是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沟通的载体，承载着政府治理、经济社会发展等关键职能。政府为了更好地发挥职能，通过实地调查、统计报表、普查等形式，掌握了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大量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这些数据成为政府重要的数据资产。如何更好地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挖掘政府数据资产的价值，成为智慧城市政府治理的新举措。目前，上海、杭州、贵阳等城市通过政府数据平台开放打造“城市数据大脑”，城市治理观念、治理模式不断发生变化。同时，通过政府数据开放，催生了数据相关新兴产业的诞生，促进了本地数据资源的产业化。总之，智慧城市以向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实时智能服务为目标，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优政”“兴业”“惠民”的目标。这一目标实现的动力和机制均来自数据聚变—数据资源的资本化，而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是前提条件，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与数据资本化的共享机制。

 

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难题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中国智慧城市规模增长较快，但缺乏可持续性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规模投资，这也决定了智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政府、居民、企业的参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部分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投入资金不足，整体投资规模增长趋于下降，导致已规划的项目无法启动、已开展的项目缺乏持续性。根据艾瑞咨询报告统计，2013—2017年中国智慧城市投资规模由1154亿元增长到3274亿元，但年增幅由42.37%下降到17.98%。

 

从地方政府财政角度来看，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财政投入一定规模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财政负担。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规模缩减、民生等方面财政支出增加的情况下，用于信息化建设或智慧城市建设的预算资金大幅减少。从企业角度来看，虽然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但因投资回报率较差或投资回报模式不清晰，导致企业投入的热情和资金出现“双低”倾向。这使得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资金难以形成持续性投入。

 

2.数据壁垒和开放是制约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阻碍

 

政府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城市运行的治理者，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各地政府及各部门建立了相应的信息系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信息等资源。这些信息系统依据相关职能产生对应的数据库、信息库，但彼此之间互不联通，形成了大量的“数据烟囱”。全国部分城市数据开放程度还相对较低，如天津、南京的开放程度与其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匹配，同时一些落后地区城市如中西部地区城市需要借助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加大政府数据开放程度吸引和培育大数据相关企业、产业，进而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增长动能。智慧城市数据开放共享还存在不同的系统仅能支撑本部门单一业务应用的问题，即数据往往是孤立的。政府部门也各自独立，互不联通，城市数据洼地的经济价值尚待挖掘。打破信息孤岛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持续增加智慧城市数据供给，并提高快速处理匹配数据的能力，关键在于提高数据开放共享程度。

 

3.智慧城市运营机制与风险管控问题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不断增加，但是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缺乏系统、完善的智慧城市运营体系，这也导致智慧城市实际效益水平相对较低、可持续运营能力不足。在智慧城市建设初期，城市政府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建设智慧城市项目，由于缺少长期运营机制，对政府财政投入依赖性较大。近年来，由于政府财政存在较大压力，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相对下降，很多智慧城市项目由于谁建设、谁经营、成本分摊、利益共享等机制欠缺难以持续运营。运营机制不健全导致难以将城市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差异化的数据标准，难以形成数据资源市场交换、流动机制。此外，由于政府不能较大程度的开放政府数据资源，很难吸引大数据相关企业的进入，这就使得市场参与机制不完善，进而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据安全问题也成了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全球数据泄露事件不断被暴露，如英国一家名叫剑桥分析的数据公司，滥用50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2012—2016年，涉及金融、保险、零售商以及其他企业的数据泄漏事件总共有950起。同时，这也是当前政府数据开放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挖掘数据资源的价值是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五、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挖掘数据（信息）要素产出能力，促进数据产品直接交易

 

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正逐步向生产要素的形态演进，且与资金、土地、人才、技术等要素相提并论，参与生产且与劳动创造的商品相互整合衍生形成数据商品，即用数据生产数据。将数据资源的优势转化为数据产品并获得可直接交易的价值，是智慧城市建设助推数据资源资本化的直接路径。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了智慧城市数据（信息）要素挖掘、应用、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通过不断积累和挖掘新的数据生产要素，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出满足微观主体需求的新型数据产品，借助智能流动或市场机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交易获得价值，将数据资源的使用价值直接转化为交换价值。目前，中国成为全球产生并复制数据的重要力量，年均将按照高于全球均值3%的速度增长；同时，由于中国网民基数大，中国数据规模将猛增，据预测，中国的数据规模将由2018年的7.6ZB增至2025年的48.6ZB，从而夯实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数据交易驱动数据互联互通，深入释放数据价值，既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贵州大数据交易所目前可交易的数据产品已突破4000个，涵盖数据源、模型算法、可视化组件、应用平台、数据安全、工具组件、数据治理、云资源等八大类，这些数据产品涉及金融、电信、卫星、农业等30多个领域，数据成交量排前三位的分别是金融数据、行为数据、企业数据。这也表明智慧城市作为数据洼地，其数据价值尚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智慧城市建设更要注重信息要素的挖掘，不仅要为信息要素转化为经济价值创造可行性空间，还要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将信息、数据等要素资本化。具体而言，通过建设智慧城市信息基础设施，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平台支撑，并创造市场空间，进而释放数字经济自身的增长动能，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实现城市在新要素禀赋优势上的可持续发展。

 

2.细化数据要素禀赋分类，明确数据产权，提升数据要素的市场流动性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依托数据便捷地交换、共享、融合，数据产权明确是数据资源在市场流动的前提。目前，智慧城市数据大致可划分为政府部门数据、企业数据和物联网数据三种类型。其中，政府各部门和下属单位都有一套各系统内的数据资源，涉及经济、气象、金融等方面，政府大数据约占国内数据总量的80%（摘自《南京日报》，2016）。企业数据又可分为新兴互联网企业数据和传统以客户资源为主的企业数据，经过企业的挖掘、利用后，形成了企业竞争新优势。典型代表如阿里巴巴、腾讯等新兴互联网企业和海尔、海信、美的等传统企业。此外，还有一些新兴的以物联感知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科技企业，通过与政府、企业合作搜集数据资源。一般而言，企业数据和物联网感知数据具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关系，企业是数据产权的拥有者，具有决定数据使用、出租、转让的权力，由此也使数据资源交换价值得以实现。然而，由于政府数据具有特殊性，其数据使用价值转化存在较大的阻碍。从竞争性和安全性两个角度来看，政府数据因具有涉密的特点，使其具有垄断性和安全性“双高”的特点，虽然不能直接向市场开放，但可依据数据的特点，进行分级、分类逐步开放，建立自主可控的数据开放开发机制。具体而言：一是对涉密较高的数据不开放、不共享。二是对涉密程度不高或可探索市场化运营的数据，逐步开放并共享，用数据作为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三是逐步解决不愿开（垄断）、不敢干（开放数据存在风险，有后顾之忧）、不会开（开放质量不高，可利用性差）的问题，可采取企业开发、政府监督的自主可控机制。智慧城市建设应注重完善与数据确权相关的制度，提高数据开放共享程度，尤其是政府数据资源开放，释放政府拥有的沉淀数据资源的价值。

 

3.探索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新模式，优化数据资产配置

 

优化数据资产配置就是要以数据资产存量为基础，推进与数据资产相关的产业组合发展，整体优化配置数据资产并提升数据资产的质量及其服务社会的智能化水平，从而提高数据共享的增值空间。数据资本化实质是数据流在空间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动，并依托与信息基础设施形成产业化应用，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看作是通过“数据+”促进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产出，实现数据资产优化配置。所以，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要完善“数据+空间”“数据+产业”“数据+微观主体”“数据+技术”等软硬件环境，促进数据资产转化为数据资本。其外在表现就是智慧城市大脑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的变化。其中，数据资产投资运营创新是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动能的源泉。这就要求智慧城市必须清楚自身的数据资产规模，即要从量上把握数据要素存量。目前，国内尚缺乏统一的数据资产核算标准，这是制约城市数据价值挖掘能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数据难以确权并进行市场交易的关键因素。未来政府要创新资产核算方法，掌握自身拥有的数据财富，并进行投资运营。为了实现数据资产资本化，政府还应该创新投资运营模式。一方面，政府可以对数据资产进行授权运营，如浪潮集团与济南、天津和内蒙古合作，搭建健康医疗大数据超级平台，三地政府授权浪潮集团运营健康医疗大数据，带动互联网+医疗、AI+医疗、医养结合、医疗科研以及可穿戴设备、康养辅具等领域的产业化。另一方面，把数据作为招商资源，数据招商替代传统招商模式。例如，青岛市北区以某企业35PB互联网数据为依托，开展数据招商，鼓励大数据企业依托数据开展基础研究和创新应用，围绕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可视化、数据安全等领域推进产品研发，完善产品体系，面向社会提供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等。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1年第3期（整理 张子）。

 

 

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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