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华社荣誉出品，新华网、北京精彩、北京人杰、华录百纳联合出品的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12月3日起全国上映。该片作为对脱贫攻坚这段中国伟大创举的历史予以空前的艺术呈现，无论是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背景下的价值意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畅想中的文化人类学价值，还是新闻电影融合创新的表现手法，真实镜像与诗化意象有机融合的美学追求等都值得称道。不少“第一书记观众”表示在观影时“内心翻涌”、“忍不住泪目”，盛赞影片“直击人心，令人震撼”，是一部彰显崇高信仰力量、弘扬中国精神的丰碑式作品，必将在中国影像志中永久存档。

英雄群体叙事，彰显崇高信仰力量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来到河北保定市阜平县，深入龙泉关镇骆驼湾村、顾家台村，考察革命老区扶贫工作，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总动员令。此后的8年中，“第一书记”这个新时代最为特殊的称号响彻神州大地，她不仅是一个赋有神圣使命感的党的基层组织的职务，还彪炳出一个具有崇高信仰的英雄群体。影片采用英雄群体叙事手法，以四个不同地域村落、不同性别年龄、不同困难、不同解决方式的“第一书记”为轴，形成四个各具代表性的单元板块。又以带领基层群众投身“脱贫攻坚”昂首挺进“乡村振兴”为红线贯穿全片始终，真实、生动、全面、深刻地塑造了“第一书记”的英雄群体，揭示出共产党员崇高信仰的力量。

从2015年开始我国大规模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他们来自不同行业，怀揣同一颗初心，从西南到东北，从大漠到深山，奔赴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他们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头雁”、是干事创业的“主心骨”、还是村民百姓的“贴心人”……称呼不小，责任很大。不是村干部，却扛起了村里大小事，名冠“第一”。从此肩上是使命与担当，脚下是责任与坚守，真心实意为民办事、服务。这是一群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有志之士 。

习近平总书记在“读懂中国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要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彰显崇高信仰的时代。影片聚焦的四位第一书记，誓言铮铮，“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言犹在耳。他们是一群改天换地、以身许国的时代英雄。影片在尾声部分显示了一组数据，为了实现近一亿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在脱贫攻坚一线牺牲的基层干部共有1800多位。一位记者动情地写道，“岁月也许会模糊记忆，但历史的丰碑上那一长串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坚实的土地，永远活在百姓的心里。”

创新融合，释放新闻纪实电影本真魅力

被称为“纪录电影之父”的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于1922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北极圈因纽特部落拍摄的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被称为人类第一部纪录片电影。自《北方的纳努克》上映，就给纪录片电影打上了明显的“胎记”，新闻、纪录、电影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互为依存，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那就是这部电影奠定了人类学社会影像记录的基础。尽管电影在诞生之初的意义主要就是娱乐，但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电影凭借其自身丰富的价值(包括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等)正在绽放出无限的可能性。而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则释放出“新闻+纪录片+电影”多元融合、发展创新的本真魅力。

首先，这部影片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顺应互联网时代碎片化审美需求趋势，融真实镜像于审美意象之中，获得强烈的视觉画面冲击、审美快感体验、思想情感共鸣，社会反醒联动，精神灵魂洗礼……

电影摄制组历时三年多时间，足迹走遍神州大地千山万水数百个村庄，采访了数千名扶贫干部和贫困户村民，拍摄影像素材资料达三千余小时。面对海量的素材、众多鲜活的人物故事，如何完成一次空前壮阔的全景式呈现，如何处理好具像和群像的关系，在真实镜像与审美意象之间如何转化，新闻真实、纪录电影真实性与电影艺术真实如何有机融合的方式，这一切难点都在考验着以出品人、制片人张苗和青年导演任杰为核心的年轻主创团队。他们以新闻记者和电影艺术家的良知、良心，立足于真实生动鲜活地记录和表现新时代脱贫攻坚这一重大题材，摒弃了纪录电影惯用的“情景再现”、“画外音”等常见艺术手法，而是采用了“融入式”的创作模式，是新闻纪实电影一次“荣归本真”的大胆尝试和艺术实践。影片创造了比较高的艺术境界，将自然的分寸感和诗意的抒情性有机融合。打开了观众、创作者和影片的主人公、村民的情感通道，实现了精神意蕴的诗化表达。无论是黑白镜像的起底使用，还是碎片化镜像的密集组接，黑白镜头与彩色画面的相互映衬、隐喻、象征、比对、发酵，在诗化“金句”(警句、格言等)的点染中，不断闪现成“诗眼”。例如片中四川博作村第一书记胡小明，进村扶贫先办学，他办了两所学校，“把小孩一个不少地送到学校。名字都不会写，怎么去打工。”“脱贫攻坚，关键在孩子身上，民族的未来。”再如黑龙江省拜泉村第一书记进村时赶上两股台风和一场大雪灾，玉米都压在雪地里。他审时度势，抓主要矛盾，对驻村干部说，“能把粮食扶起来了，就把老百姓扶起来了。”

影片第四个故事讲述贵州省谟县坡头村第一书记刘恭利的事迹。她看到这里“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翻过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村民都说，“无法走出去，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异地搬迁扶贫便成为这位女书记的头等大事。这是她要带领百姓与贫困的生死之战！我们看到“易地安置搬迁100天”的战旗猎猎，安置点倒计时还有50天的悲壮场面。

我们还在单元故事尾声中看到了母女之爱，人性之美，母亲、刘书记以及女儿三代女性的思想情感，彰显出奉献之美，“舍小家为大家”是第一书记们共同的美德。

铸塑新时代丰碑，弘扬中国伟大创举精神

影片开篇全景展示出一座座鸟兽罕至、亘古不变的崇山峻岭的自然环境，渐次推出喜马拉雅北麓平均海拔4400米，西藏定日海拔5200米，零下20摄氏度，日夜温差30度的特殊境地，一张张历经沧桑的老人、女人、少年和儿童的面孔，他们在这片原生态贫瘠荒凉的自然环境中，第一次面对摄影机镜头在向人类现代文明发出了泣血嘶鸣的诉说与渴盼……

第一书记们来了！他们在祖国各地脱贫攻坚战场最前线，像钢铁斗士般发出铮铮誓言，“你们可以等，老百姓不能等！”“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镜头聚焦旺青罗布这位35岁的第一书记，当他面对定日宗措村这些贫困的村民和荒凉奇绝的处境时，客观而无奈地感叹着，“这些人就在这儿，你倒底要怎么办？”出路在哪里？他是藏族人，知道“尼辖宗措村，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向着太阳生活”。可是这里除了阳光和稀簿的空气，缺少土地、缺少产业、缺少资源，老百姓日子太难、太苦了。放眼望去，高山荒野，没有什么可以尽快脱贫致富的路径。他经过调研发现岗巴羊和西马拉雅绵羊比较适合于在4200米高山上养殖。因此，他研判组建村子养殖合作社便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访遍全村56户村民，几乎没有一个拥护的人。他又找到老村支书索朗，这是一个到过日喀则、拉萨做生意、见过大世面的“能人”，在村里很有威望。旺青罗布鼓动由索朗出面做通村民工作，成立宗措村养殖合作社。接下来，挖水池、砌羊圈，把羊养好、牧场防狼、寻找销路，成为旺青罗布第一书记身体力行、心头牵挂的神圣使命。旺青罗布抓特色经济、致富一方的结果是，影片在第一单元尾声中让我们看到了宗措村民们充满阳光的幸福笑脸。旺青罗布来北京参加《我们是第一书记》首映礼的当晚，还不忘和影片推介大使薇娅女士一起去直播“带货”卖羊。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12月29日在保定革命老区阜平县骆驼湾村慰问老区人民、调研考察时指出，“要看真贫，真脱贫。”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不仅以真实影像记录了“真贫”，也以多彩的真实镜像生动反映出脱贫攻坚战给贫困山乡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变——“真脱贫”。

贫困百姓的米袋子、钱袋子、生产生活方式、村容村貌巨变，大家有目共睹。而其在精神层面、文化生活、未成年教育、孩子培养等方面的成果，都将日益显现出磅礴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减贫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世界减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新闻纪实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以一种人类学的文化视角，以千百万扶贫攻坚战英雄的群体叙事，以中国电影艺术家的良知情怀，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言，为英雄塑碑，是一部传得开、留得住、永难忘的电影佳作。(作者：汪帆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河北传媒学院二级教授、河北省影视协会副主席)

来源：中国电影报

当年威尔史密斯宣布《为奴十二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时候。很多中国观众也许不明白为什么镜头第一个切换给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好莱坞大明星布拉德皮特。皮特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给了导演史蒂夫·麦奎因一个大大的拥抱。事实上,皮特是制片人之一,所以上台领奖的时候,皮特第一个发表了获奖感言,导演反而是第二个。

众所周知奥斯卡并没有专门为制片人设立奖项,但“最佳影片”这一奖项其实就是颁给制片人的,因为这些人才是西方电影圈真正的Boss。而在国内我们似乎很少在媒体上看到电影制片人的身影，这些隐藏在电影幕后的推手，也鲜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中外电影制片人的区别。在谈电影制片人区别之前，我们先来大概了解一下制片人的工作和职责。

电影制片工作是一个多方协作的过程，每一个项目都有点像真人秀节目。 一群陌生人被组建到一个团队中去完成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拍一部电影)，外加时间紧迫、预算有限，还经常需要远离亲朋好友去外景地拍摄。 有时幕后故事比剧本本身更具戏剧性。 如果你曾经试过哄两岁的小孩好好吃饭，那么，你或多或少能体会当制片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你因为电视台的领导不喜欢男一号的胡须而花言巧语劝说演员剃掉胡子时，或当你因为电视台不喜欢服装的整体风格，准备告诉戏服计师要重新构思全部服装设计时，就得用到同样的策略。 制片人的工作艺术在于，让一帮难以驾驭的创意人士去协同作业，并且完成整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 这需要制片人拥有百折不挠的韧性、耐心，对细节的关注和驾驭混乱局面而不被其吞噬的能力。

而中国与国外的制片人工作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在则是在于，西方通行的是制片人中心制 ，而国内则是导演中心制。

制片人中心制

在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花絮中，常常会是一帮人来从各个角度讲述一部电影，其中有演员、制片人、导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甚至还有后期特效总监什么的，各自的台词也不重样。

而国产电影的制作特辑，你往往只能看到导演在说个不停，然后是制片人、演员轮番上来夸导演，常用的台词是制片人会说导演很认真，演员则说导演对自己的启发很大。

这就是好莱坞电影与国产电影的区别：好莱坞电影是属于一个团队的，国产电影是“属于”一名导演的。“制片人中心制”是个在中国电影市场被大家嚼烂掉的词，其实在国外并没有人去强调这个概念。因为在电影工业相对较为成熟的区域，这是理所当然无从争辩的事实。倒是近100年间，总有一批美国电影人在反对制片人制度，认为他们扼杀了电影的创新。

好莱坞大部分电影在制作所采用的项目架构，美术指导与摄影指导配合导演，构成核心的艺术创作团队。执行制片人、制片主任服务于制片人，构成主要的管理团队。两个团队的管理线条交叉之后，就形成了这样的矩阵式结构。

这种结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艺术创作和市场需求之间明确界限，并按照两个核心团队共同确立的预算和标准完成制作，减少由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风险。

导演中心制

国内大部分中等或大规模电影项目的组织架构：出品人作为资方代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导演作为整个制作团队的核心，维护着电影的品质；监制或制片在目前的国内电影市场，往往承担的是一个平衡多方利益和服务的角色。

他们三者构成金字塔结构的顶端。 按照理想化的愿景，是应该相互配合、并相互制约，形成利润、品质和管理的完美融合。

在中国电影还是统购统销的年代时，立项之后的制作都是交给导演来全权负责的，这让导演成为唯一拥有电影制作全程管控经验的岗位。所以在九十年代电影产业体制改革初期，中国的第一批国产类型片都是用导演的名字命名的，制片人只是负责融资或友情赠送的名头，这种惯性一直延续到如今的一部分电影中。

陈国富加入华谊和保利博纳切入港产片制作，代表着大陆开始全面吸收香港电影的操作体制。 但香港的电影监制制度是在80年代之后形成的，随着香港独立制片公司的成长而成熟。

与好莱坞的“制片人”（Producer）所承担的责任不同，“监制”更多的是一个协调者，兼任担保及引路人。 职能定位是解决电影制作中的行政管理及监察，并非决策者，这是东亚文化和西方工业体制碰撞之后所产生的岗位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香港电影监制都是来自于资深导演，与导演之间算是一种传帮带的师徒或兄弟关系，与出资人之间则是雇佣或信托关系，两种关系之间其实有着一些微妙的区别。

而在本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体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讲述怎样的故事，基本都是属于从“电影创作”的角度出发，以做出导演所理解的“好电影”为主要目标的艺术行为，这就是所谓“导演中心制“的由来。

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初期，有一定品质的国产电影产量是极其有限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导演是否具备影像叙事的能力以及题材的选择上，这个阶段，只要艺术创作达到一定的高度同时兼顾影像叙事的连贯性，基本上就能从市场上获得收益。

2008年，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忽然猛增到8部，此时就已经表明随着观影频次的增加，观众对国产电影的需求开始趋向多样化 。近几年，很多观众的观影目的就已经不再是为了看一部“某个导演的好电影”，而是会选择观看的是“自己想看的那一类电影”。 这也代表着电影从“产品时代”正式迈入了“营销时代”。

于是，一批拥有市场思维、对市场需求判断比较准确的“ 制片人式导演 ”开始步入前台，这一点在2013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体现的尤为明显。 无论是如徐峥、赵薇、郭敬明这样的新导演，还是像管虎这样的资深导演，他们其实都是具备了市场思维和项目管理能力的制片人，他们对观众有着更为理性的认知，也更为熟悉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心态。

将创意不仅应用于制作中，还作为主力推动着整个电影的宣发工作，促成了电影营销的完整性，这也是他们能够获得高票房回报的主要原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有一个可以让国内制作人接触到国外顶级制作人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电影基金会下属的吴天明电影专项基金。

基金会每年会从全国范围内筛选 5名 最优秀的制片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参加同年的戛纳电影制片人工坊。 其中的研讨会和论坛将从制片人的角度出发，从电影推广技巧，联合出品，国际金融，市场战略，市场发行，到国际性销售等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参与者将收获一些必要的实用技巧，帮助中国制片人得以自信地登上国际电影市场舞台。立志于成为一名制片人的年青电影人们可以持续关注这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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