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连接着城市和乡镇，作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是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长吴国军说，县城发挥着产业带动、就业带动、商贸带动、消费带动、服务带动的作用，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

两会期间，吴国军围绕支持人口较少民族自治县和脱贫县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县域特色产业园区建设等主题，带来多份建议。在紧张的会议日程里，吴国军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接受了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的专访。

“一家人全都搬到了县城”“在农村还有地种，但居住都在县城”“村里过得好的都在县城买了房”——吸纳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东中西部县城都在发生。

但新型城镇化对内需的带动作用远不止于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飞指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城镇居民在物质型消费基本饱和后，逐步成为引领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信息、旅游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的主力军。也就是说，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

重在留住人

为增强县城对人才的吸引力，《意见》提出，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等非户籍常住人口均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以往，县城被看作介于乡村与大城市之间的跳板。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先进城，在县城站稳脚跟，最终要到大城市安家置业。这一决定的原因在于，过去县城无论就业机会还是教育医疗水平，都与大城市有较大差距。

吴国军：挑战有以下四方面。一是面临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人口较少民族自治县的产业结构以资源加工型产业为主，经济发展所遇到的成本约束不断增强。二是面临城镇规划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比如，罗城的城镇建设起步晚、底子薄，且缺乏科学、系统的理念作指导，城市建设还存在目标模糊、规划零散、保障软弱等问题。主要经济支柱产业是酒水和林木加工，生产技术层次不高，产业链发展不充分，抗风险能力弱。三是面临设施不完善的挑战。民族自治县投入城镇建设财力有限，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不完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有待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融合。四是面临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的挑战。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考虑耕地保护与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人口较少民族自治县在资源配置中，所能获取的政策、资源有限。

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包括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为未来一段时间各地县城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提供了遵循。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陈耀表示，城镇化带动投资需求，老旧小区改造、住宅建设、商业建设、县城医院的建设，都是能带动投资的。另一方面，人口集聚进城，也是能带来巨大消费需求的。

到去年底，全国总人口14亿多，其中城镇人口达9亿多，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成就在人类历史上盛况空前，世所仅见，充分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之人口规模巨大的显著特征。我国城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于坚持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色和本质要求，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至2021年底，我国县域常住人口7.4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52%；县城及县级市的城区人口合计2.5亿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27.5%。当前阶段，县级城市承载着我国城乡发展的多项重要功能。

县城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着力点。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6.7%，两组数据的差距来自农民工就业与户籍的分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实现“可进可退”，即“进”可从事非农产业，“退”可回归农业产业，甚至可以实现两方面兼顾。农村居民对本地区县级城市环境更熟悉，定居县城能够更快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地点不稳定，他们中绝大多数不仅不会在城市购买住房，而且会尽力压缩生活物品方面的消费，以防止搬家带来的不便和浪费。如果县城的城镇化建设有了显著提升，就会有大量农民工定居县城，由于居住和就业稳定，他们中绝大多数会买房、买车、买各类生活用品，从而释放出巨大消费潜力。因此，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就地就近城镇化，应是我国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

县城是返乡农民工的主要定居地。近年来，我国农民工老龄化速度在加快。2021年我国2.93亿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7岁，比2015年提高3.1岁；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占比达到27.3%，比2015年增长近10个百分点。农民工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年龄超过50岁时非农就业机会将会大幅减少，进而面临居住地选择问题。定居县城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农民工购房、就业、照顾家庭、教育子女的需求，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较高，因此成为绝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后的选择。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选择在本地就近就业的中老年农民工比例明显增加，2021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0岁，而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仅36.8岁，本地农民工数量比2015年增长了11%，同期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仅增长1.8%。特别是“80后”农民工，绝大多数选择留在县城从事非农产业；少数人返乡从事种植养殖业，并主要选择就业在农村、居住在县城的模式。

县城是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落脚点。为补齐现代化建设中的“三农”短板，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大力倡导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能够解决鲜活农产品保存问题，减少农业的市场风险。如果农民能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组织参与到农产品加工环节，还可以获得加工业环节的部分收益，从而增加经济收入，因此，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被认为是实现一、二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路径。县城一端连接农产品生产基地，另一端连接消费市场，有利于聚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最适合的区域，是一、二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落脚点。县城也是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服务业的重要供应地，比如景点周边的县城往往都是乡村旅游住宿、餐饮服务的重要供应地。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农产品的销售，已成为我国农业与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发展二、三产业为重点，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县域经济发展。县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都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持。与乡村相比，县城能够聚集更多现代生产要素，提供更加便利的发展条件，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更强，更有利于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为吸引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本，县城和乡村都要加大力气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三次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引导他们下乡建立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另一方面支持引导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参与县级二、三产业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为产业发展重点，建设城乡联结的冷链物流设施，让县城成为承载城乡要素跨界配置的有效载体，成为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落脚地，成为当地农民就业兼业的主要选择地；支持落户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重点发展经济效益高、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中央企业等参与县城建设。

上一篇：新手如何投资白银(做白银如何开户)

下一篇：二胎概念股涨停(二胎概念股基金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