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及时掌握我区酸化土壤现状、变化趋势，有效消减耕地土壤障碍因子，提高耕地质量等级，提升耕地综合产出能力。

赣榆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耕保科会同省农科院资环所对我区班庄镇、塔山镇、黑林镇、厉庄镇25个样点的土壤进行采样，采样人员严格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采取“S”形布点原则，每个点位采集15-20个点，混合留样，样品随后移送实验室进行样品制作和指标检测。

2) 逐项开展场地修复调查预可行性研究、修复工程设计与实施、运行维护及跟踪监测等，直至最终从优先场地目录（NPL）中删除。

简评

因防渗措施不完善，部分赤泥（工业废渣）超过防渗膜覆盖范围，且现场管理粗放、防尘措施不到位，重庆一家氧化铝公司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查处整治。上述对话就发生在土壤污染防治执法的“回头看”现场。

高能环境:Q3业绩略低于预期,充沛在手订单带来高增速预期不变

2) 从总营收增速角度来看，一季度全行业营收增速大幅下滑，除固废处理领域外，各行业均呈负增长；固废处理领域营收规模自2019年开始超过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并延续至今；

我国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落实于 2005 年 4月至 2013 年 12 月，调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 630 万平方公里。本次调查土壤污染程度分为 5级：污染物含量未超过评价标准的，为无污染；在 1 倍至 2 倍之间的，为轻微污染；2 倍至 3倍之间的，为轻度污染；3 倍至 5倍之间的，为中度污染；5倍以上的，为重度污染。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提出，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为此，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联合行动，协同推进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与此同时，各地结合实际创新政策，形成一批土壤污染防治的生动案例。例如，浙江丽水开发区制定并实施土壤环境“红、黄、绿牌”警示管理制度，对辖区内的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实施分级动态管理，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广西柳州探索出土壤污染治理的“柳州模式”，从源头防控土壤污染风险，对污染地块实行联动监管，完成市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专家库、样品库建设……随着各地土壤污染防治能力的提升，我国土地健康保障也变得更加有力。

完善土壤污染治理责任机制

目前我国耕地污染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点多、量大、面较广。我国污染耕地污染区域主要为工矿企业周边农区、污水灌区、大中城市郊区和南方酸性土水稻种植区等。以重金属污染为主，镉污染最为普遍；二是总体可防可控可治。综合来看，我国耕地污染主要为轻度污染，其中多数可采取措施加以治理，实现安全利用。对于重度污染耕地，传统治理措施已无法满足安全利用的需要，必须划分农产品禁止生产区，调整种植结构，开展限制性生产。由于重度污染区所占比例不大，所以需要结构调整的比例有限，面积较小。今天土壤环境污染是世界性的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遇到得早，治理也比较早。随着基于风险的土壤环境管理理念，得到广泛接受，治理修复策略也从高能耗、高干扰的治理修复技术转向绿色可持续的修复策略。近年来，我国对土壤污染防治越来越重视，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的市场逐步打开，但仍存在对土壤污染认知的片面性、修复过程不科学、二次污染控制不足、重治理轻调查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实际，科学确定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的政策和技术路线，不走或者尽可能少走弯路。

4) 土壤污染治理的“治标”技术路径较多，目前以固化/稳定化技术等为主，未来在市场资本积累的驱动下，或将沉淀出更多更具有性价比的新型治理技术。土壤污染治理的“治本”核心在于将防治工作前置，即在前端做好大气/污水/固废等领域的污染治理工作。从成本角度来看，“治本”的成本或仅为“治标”的 1%，明显具有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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